湖南 肖德华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人们从这些美妙的诗句中认识了孟浩然。
孟浩然（公元689-740年），本名浩，字浩然，号孟山人，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早年隐居鹿门山，年四十，游长安，应进士不第，寄情山水，与王维同为唐朝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但仕途坎坷，49岁（开元二十五年），才被荆州长史张九龄招致幕府任从事，不久离任返乡，52岁就病逝了。
孟浩然一生交游广泛，游历过很多地方，也到过湖南常德（唐时称武陵县）。关于他什么时候、什么背景到武陵，到武陵后有什么诗作，是否去过桃花源，在古代诗词研究领域颇有争议，本文就这些问题作一点探讨分析。
一、 孟浩然南访袁瓘到武陵问题 据《孟浩然大辞典》所述，孟浩然一生足迹，曾三至湖湘（即今湖南）。第一次游湖湘，时间为开元十一年（723），目的是为了以诗干谒时任岳州刺史的张说，并写下了著名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诗；第二次游湖湘，是因为寻访友人袁瓘而致。当时，袁瓘坐事被贬岭南，孟浩然逆湘水而上，直抵粤北，闻袁瓘已获北归，即顺湘水以还；第三次游湖湘。是在他离任张九龄荆州府从事后的开元二十七年（739）秋天。
从孟浩然与袁瓘交往的诗作分析，孟浩然很可能是在第二次游湖湘时到过武陵。袁瓘，襄阳人，与孟浩然是同乡。唐玄宗时，任左拾遗。孟浩然到洛阳曾寻访袁瓘，而此时袁瓘已贬官岭南，孟浩然写《洛中访袁拾遗不遇》记之。后来，孟浩然又到岭南寻访，而袁瓘已遇赦而授太祝之职，孟浩然写《南还舟中寄袁太祝》记之。之后，孟浩然在长安与袁瓘重逢，不久，袁瓘调任赣县尉，孟浩然写《送袁太祝尉豫章》为其送行。 孟浩然在《南还舟中寄袁太祝》诗中写道：
沿泝非便习，风波厌苦辛。
忽闻迁谷鸟，来报武陵春。
岭北迴征棹，巴东问故人。
桃源何处是？游子正迷津！
注：“武陵”，一作“五陵”。
这首诗当系孟浩然去岭南探访袁太祝，适袁已从岭南去武陵，作者得知后乃于岭北迴棹去武陵时写给袁太祝的。其大意是：我一路溯流而上，顺流而下寻访你，备尝途中风浪之苦辛。忽然听说你又从岭南到了武陵，于是从岭北迴棹到巴东来访问你，还想顺便游一游心仪已久的桃花源，只是不知桃花源具体位置在何处。
这首诗的意思本来较明显，可是，有版本说“武陵”，一作“五陵”，却生出许多是非来。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孟浩然行止考实》，李景白《孟浩然诗集校注》，徐鹏《孟浩然集校注》等皆持“武陵”说，柯宝成《孟浩然全集》却持“五陵”说，并注释：五陵，近京都，在此代称长安。班固《西都赋》“南望杜霸，北眺五陵”。襄樊学院王辉斌教授也持“五陵”说。他在《孟浩然与袁瓘交游考略》一文中，否认了徐鹏关于王昌龄《留别武陵袁丞》所说袁丞是袁瓘的说法，並说：“又有论者据‘来报武陵春’之‘武陵’二字，认为袁瓘系武陵人的说法，亦不足取。盖因这种说法不仅与《元和姓纂˙襄阳袁氏》所载不符，而且于诗意不合。据此，则又可知《送袁太祝尉豫章》中的‘相逢武陵客’，亦乃‘相逢五陵客’之误”。
笔者认为，否认袁瓘曾到武陵任县丞和否认袁瓘是武陵人，并不能否认袁瓘遇赦返京前到过武陵，也许武陵有其亲人，或到武陵探访故人，或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办，总之去武陵的理由可以有，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而已。
为什么认定袁瓘从岭南返回去了武陵呢？因为孟浩然《南还舟中寄袁太祝》诗中有三处地址指向武陵。一是，“忽报迁谷鸟，来报武陵春”句，暗指袁迁徙到了武陵。这里强调的是迁徙的地址，而不是如“五陵”说者理解的，来报回长安任太祝的喜讯。二是，“岭北迴征棹，巴东问故人”句中的巴东，《水经注˙沅水》：“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杓溪、力溪、无溪、酉溪……，酉水导源益州巴郡临江县”。巴郡是古代郡级行政区，辖今天重庆和四川两省部分区域。则武陵在巴郡之东，故称巴东。“故人”即袁太祝。三是，“桃源何处是？游子正迷津！”句中的桃源，在武陵。如果按“五陵”说者理解，当时袁太祝回了长安，那么，孟浩然为什么在诗的后四句要提到“巴东”和“桃源”呢？这不是与诗意不合吗？此外，还有孟浩然《送袁太祝尉豫章》诗中“相逢武陵客，独送豫章行”为佐证。孟浩然称袁太祝为“武陵客”必有一定原因。並没有版本说这里的“武陵”，一作“五陵”。所以，推测此处为“五陵”之误没有根据。
而且，从律诗文体的角度来看，将“武陵”改为“五陵”，于对仗的规则也不相符。《南还舟中寄袁太祝》和《送袁太祝尉豫章》均为五言律诗。“忽闻迁谷鸟，来报武陵春”、“相逢武陵客，独送豫章行”皆为对仗句式。如果将“武陵”改为“五陵”，则按对仗规则，数字要对数字，这两句对仗就有问题了。综观孟浩然的诗作，数字对基本是对仗工整的。如：“人事一朝尽，荒芜三径休”；“五行将禁火，十步想寻春”；“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方期九日聚，还待二星回”；“千山叠成嶂，万壑合为溪”；“春雷百卉坼，寒食四邻清”等等，孟浩然应该不会出现用“五陵春”对“迁谷鸟”，“五陵”对“豫章”这样不工整的对仗。
二、 孟浩然在武陵的两篇诗作问题 孟浩然全集中有两篇写武陵的五言律诗，即《宿武陵即事》和《武陵泛舟》，内容如下：
宿武陵即事
川暗夕阳尽，孤舟泊岸初。
岭猿相叫啸，潭影似空虚。
就枕灭明烛，扣船闻夜渔。
鸡鸣问何处？人物是秦余。
注：“武陵”，一作“武阳” ；诗题一作“宿武阳川”，又作“宿武阳即事”。
武陵泛舟
武陵川路狭，前棹入花林。
莫测幽源里，仙家信几深。
水回青嶂合，云度绿溪阴。
坐听闲猿啸，弥清尘外心。
从孟浩然《南还舟中寄袁太祝》诗中内容推测，这两首诗很可能是孟浩然从岭北迴棹至武陵访袁太祝时所作。第一首诗，由于有“武陵”，一作“武阳”的版本，关于诗作的地址又有争议。
刘文刚在《孟浩然年谱》一书中考证，武阳，指眉州彭山县。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二《眉州》：“彭山县，本汉武阳县也”。由襄阳往广汉，武阳乃必经之地，且有川流。而孟浩然是否至广汉，在蜀中游览过哪些地方，何时还襄阳，却不可考。关于“人物是秦余”，他考证：常璩《华阳国志》载：“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乡，至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据此，“人物是秦余”，即谓武阳人是秦军杀戮之余的后裔。所以，他认为诗题作“宿武阳川”是正确的。
浙江省武义县也向来以唐.孟浩然的《宿武阳川》诗为荣。《武义县志》还将诗中的“人物”改为“风物”。其《武义历代诗词选》还注释：“诗人于开元十七年（729）作吴越之游，从家乡出发，取道洛阳，循汴水而下，经润州、杭州、金华、武义，再去天台、永嘉。过武义宿武阳川，武阳川又名武义江”。
于是，第一首诗出现了三个写作地点：湖南武陵县、眉州彭山县、浙江武义县。不过，大多数孟浩然研究者，还是认为此诗写作地点为湖南武陵县。如最新出版的柯宝成编著的《孟浩然全集〔汇编汇校汇注汇评〕》（崇文书局，2013年3月第1版），认为该诗写作地点为湖南常德县（唐时称武陵）。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张传锡选注的《历代常德诗词选注》也认为：“此诗是孟浩然于开元十四年（726），从岭南返棹访袁太祝，初至武陵时作”。常德市还将此诗刊载于“常德诗墙”之上。
笔者认为，证明第一首诗的写作地点为湖南武陵县有三个相关的信息链。
第一，《宿武陵即事》这首诗有《南还舟中寄袁太祝》、《送袁太祝尉豫章》这两首诗为佐证，事情的来龙出脉较清晰，不象刘文刚的“眉州武阳说”仅为孤证，没有前因后果的证实。
第二，《宿武陵即事》与《武陵泛舟》两首诗可以互证。前诗写初到武陵时的黄昏至黎明之景，后诗写白天游览武陵川时所见之景。时间、地点、景物比较吻合，很可能是同一时段和地域的作品。两首诗都写到“川”、“岭（嶂）”、“船（棹）”、“潭（溪）”“猿啸”和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景物“花林”、“幽源”、“鸡鸣”、“秦余”。而且《武陵泛舟》诗题，并没有一作《武阳泛舟》的版本。
第三，“鸡鸣问何处？人物是秦余。”两句诗是最重要的证据。刘文刚只解释了“秦余”的来历，即谓武阳人是秦军杀戮之余的后裔。浙江武义县志，干脆毫无根据地把“人物”改为“风物”。他们都忽略了第一句“鸡鸣问何处？”，以及与第二句“人物是秦余”的问答关联。“鸡鸣”与“秦余”在陶渊明《桃花源记》中都有出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与孟浩然同时期的唐朝诗人写桃花源常将“鸡鸣”与“秦余”的意思相联系。如唐.包融《武陵桃源送人》：“武陵川径入幽遐，中有鸡犬秦人家”；唐.李白《桃源二首》：“昔日狂秦事可嗟，直驱鸡犬入桃花”；唐.王维《桃源行》：“居人未改秦衣服”、“日出云中鸡犬喧”。孟浩然的“鸡鸣问何处？”，与下一句“人物是秦余”的回答对应起来，显然是用的《桃花源记》的典故，说明已到了桃花源的故乡武陵。
三、 孟浩然是否到过桃花源问题 孟浩然以写田园诗著称，自然对写田园诗的老祖宗陶渊明情有独钟，对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更是十分向往。他的诗集中多处提到桃花源，如《山中逢道士云公》：“忽闻荆山子，时出桃花源”；《高阳池送朱二》：“殷勤为访桃花源，子亦归来松子家”。他甚至在家乡登望楚山最高顶时，都好像看到了桃花源盛开的桃花，“云梦掌中小，武陵花迷处”。在去武陵时，又多次提到桃花源：“桃源何处是？游子正迷津！”、“鸡鸣问何处？人物是秦余”。从问桃源在何处，到回答人物是秦余，说明他对是否到桃花源很关切。按理说，他既然到了武陵，去桃花源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从他的诗作来看，证据似乎又不太充分。
《宿武陵即事》写他初到武陵、夜泊江岸的情景，他在船上睡了一晚，可能没有见到要访的袁太祝，没有人接待他。《武陵泛舟》写白天游武陵川的情景，张传锡认为这是描写作者乘船进入桃花源的情景。可是，方志却说这是孟浩然游览河洑武陵溪的情景。据常德县志记载：“武陵溪在县西。源出高吾山东南，流至平山，西注沅江，源流数里，唐˙孟浩然有诗”。武陵人，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在《河洑山记》中也记述：“河洑山者，……一名武山，水即武溪，孟浩然诗‘水回青嶂合，云度绿溪阴’即此地”。从事桃花源文史资料整理、研究等工作二十多年的刘祖荣老师在《桃花源》杂志1982年第2期发表的《桃花流水咏千秋 --读桃花源的几首古诗》一文中也认为：“孟浩然的《武陵溪》（应为《武陵泛舟》）是写他舟行赴桃源途中的见闻。”
于是，这里产生了问题，上述两首诗如果都不是游桃花源后而写，那么，孟浩然到了桃花源难道没有诗作吗？桃源县编的《桃花源文化荟萃》登载了上述两首诗，题名《宿武阳即事》（二首），将两首诗共用一个标题，并“注释：武阳即今桃源。南梁时所置，治武陵（今湖南常德市），辖境相当于沅江流域，后废。陈复置，辖境扩大，隋开皇九年（589）改名辰州。”还登载了孟浩然《游精思题观主山房》诗，诗中有“误入桃源里，初怜竹径深”句。该书在“桃花源名人留踪”一章中介绍说：“他（指孟浩然）写桃花源的有《宿武阳即事》和《游精思题观主山房》共三首。据《桃花源志略》注云：‘武阳即今桃源’。他于公元730年作荆州从事时游览了桃花源，即景抒情，便写下了这些名作。”
笔者对上述注释与介绍作了一番考证，发现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1）《宿武陵即事》和《武陵泛舟》是两首诗，不能共用《宿武阳即事》一个标题。各版本的孟浩然集都是将它们分开标示的。（2）查武陵和桃源的历史沿革，没有发现曾有过“武阳”的地名。唐、五代时期，今桃源地域为武陵县的一部分。当时的武陵县辖今常德市武陵区、鼎城区、桃源县。说“武阳即今桃源”证据不足。（3）孟浩然在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才被荆州长史张九龄辟为从事，並不是公元730年。在任荆州从事期间，确陪张九龄和其他朋友游览过一些地方，写了十多首诗，但在诗题中都提到了朋友的名字或官职，如：《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送王七尉松滋得阳台云》、《与张折中游耆阇寺》等，而《宿武陵即事》和《武陵泛舟》两诗没有提到任何朋友，好像是独自出游。（4）《游精思题观主山房》并不是写孟浩然误入桃花源。精思观，当为襄阳附近一道观，踞孟浩然家半日路程。孟浩然另有《游精思观回王白云在后》诗，可证此事。“误入桃源里”句，只是孟浩然借《桃花源记》中渔人误入桃花源事用典。
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目前还没有孟浩然亲临桃花源的实证材料。这里有多种可能，也许他匆忙去了，没留下诗作和其它痕迹；也许他走到半路因故就返回了；也许他把武陵溪当作了桃花源。此问题留待日后发现新的证据才能确定，也希望其他对此有兴趣的同仁各述己见，一探究竟。 作者简介：曾为企业总经理，退休后，发挥所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特长，致力于湖湘文化研究，发表过多篇诗文。通讯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朗州北路芷金花园 邮编：41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