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化

 ——刘禹锡研究全国学术研讨会会述

李 琳

    2013年12月12日，刘禹锡研究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常德举行，会议由常德市刘禹锡研究会和湖南文理学院联合举办，来自天津、广州、连州、长沙、吉首、永州、益阳、芷江等地的学者、教授和相关研究人员六十余人参加了会议，湖南文理学院校长魏饴教授，常德市委副书记、常德市刘禹锡研究会第一会长宋冬春，副市长陈华及湖南文理学院副厅级督导、刘禹锡研究专家刘孟初教授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讲话。开幕式由原常德市委督办专员、常德市刘禹锡研究会会长曾永祥主持，广东省连州市刘禹锡纪念馆馆长曹春生、湖南永州柳宗元研究会会长蔡自新分别介绍了学会的组织与学术研究经验。

    本次研讨会集中探讨了刘禹锡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柳宗元的关系、刘禹锡在朗州的行迹与创作，以及其与常德（武陵）文化的关系等多个议题，展开了多角度、多面向的学术交流，此外还就刘禹锡研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展开分析，为如何回应这些现实难题提供了一些思路。

    一、刘禹锡的地位、评价以及与柳宗元的比较

    关于刘禹锡的文学地位，刘梦初在会议讨论中指出，《四库全书总目》有云：刘禹锡“其古文则恣肆博辩，于昌黎柳州之外自为轨辙。其诗则含蓄不足而精锐有余，气骨亦在元白之上，均可与杜甫相颉颃。”刘梦初认为，这段话值得我们广泛注意和深入研究：刘禹锡的文章在八大家之外究竟有什么不同的特点？恣肆博辩是什么意思？有哪些表现？刘梦初曾经比较过刘禹锡和柳宗元的赋（论文发在《广西社会科学》上，可参见），他认为，刘禹锡确实更长于理，长于论辩而不是铺叙，说刘禹锡在元白之上，与杜甫相颉颃，涉及到刘禹锡的历史地位和整体评价问题。这样的评价的确非常的高，是不是有点言过其实呢？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古人不会无根据地乱说，是与不是都需要我们摆出证据，求证就是我们学者该做的事。也正因为如此，刘梦初认为研究刘禹锡是大有可为的事。

    刘梦初的观点，得到与会学者的热烈呼应，长沙理工大学教授成松柳、广州白云学院副校长侯立兵、常德刘禹锡研究会副秘书长肖拾鸿分别就此展开了讨论。成松柳认为，刘禹锡在诗文上的突出成就，确实超出许多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如“刘柳”的称号就把他的诗排在柳宗元之前，但“唐宋八大家”之中，却有柳宗元而无刘禹锡，这可能主要是由于刘禹锡涉猎的领域较广，散文创作风格与“唐宋八大家”迥异的原因。侯立兵也认为，刘禹锡在中唐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诗歌与散文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可能和他个人的个性气质相关。魏晋时嵇康“使气为文”，这句话用在刘禹锡身上也恰到好处，他年少得志，满腹雄心壮志，后虽屡遭贬谪却豁达乐观，不坠青云之志，渴望为国为忧，这种个性气质在他的诗文中多有体现。肖拾鸿就刘禹锡诗“气骨亦在元白之上，均可与杜甫相颉颃”提出例证，他指出，刘禹锡诗歌确实更长于说理、论辩，有气骨，不愧“诗豪”美誉。常德本土学者康兴民、邢祁也就刘禹锡诗歌创作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康兴民论述了刘禹锡讽刺诗及创作思想的形成，邢祁则探讨了刘禹锡诗豪风骨形成的原因及过程。

    柳宗元与刘禹锡的真挚友谊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当时刘禹锡被贬朗州时，柳宗元被贬永州。此次刘禹锡学术研讨会特意邀请到了永州市柳宗元研究学会会长蔡自新研究员，他和与会者分享了永州打造柳宗元文化品牌的宝贵经验。蔡自新研究员指出，目前柳宗元研究大致形成了地方政府主导、研究学会推动的局面，中国柳宗元研究会在三省四地轮流坐庄，先后召开了六届柳宗元国际学术研讨会，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台湾、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有不少学者参加会议。蔡自新还由刘、柳的友谊，希望常德与永州以历史文化名人为纽带，加强交往，共同进步。


    关于刘禹锡与柳宗元、白居易的文情诗谊，刘禹锡研究会会长曾祥永也指出，刘禹锡和柳宗元在仕途上同进同退，十年仕途停滞不前，两人相互鼓励，惺惺相惜，成为生死之交，也成就了两人在文学上的累累硕果；而刘禹锡与白居易同年出生，有30多年的交往，人生观轨迹非常相似，正如白居易所说的，“同年同病同心事”，他们在诗文上相互酬答，并尝试写词，开创了依曲填词的先河。湖南科技学院教授、柳宗元研究会会长翟满桂则通过分析柳宗元、刘禹锡分别为佛陀所写的《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指出柳、刘二人先后为慧能大师写碑记，既是文儒与佛家的奇缘，也勾勒出了当时佛教思想与儒家文化交融的脉络。湖南科技学院杨再喜博士指出，刘禹锡以诗歌为媒介，通过诗歌酬唱、学习效访、缅怀悼念和编著遗稿等方式传承和宣扬着柳宗元的诗歌；由于某种原因柳宗元的“文名掩其诗名”，刘禹锡成为柳诗在当世为数不多的传承者之一。加之两人“二十年来万事同”的人生经历，高度的精神契合和情感共鸣，使两人在长期交往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诗情与友情之深，为历代文人之楷模。也正因为如此，与会者大多认为研究刘禹锡是研究唐代文学、尤其是研究元和文学的一个重要窗口。

    二、刘禹锡在朗州的行迹与创作

    刘禹锡贬谪朗州，留下大量题材丰富、艺术价值极高的诗文，这些诗文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导卢盛江认为，刘禹锡朗州诗文应该放到中晚唐文学思想变化的大背景下来考虑。中唐到晚唐文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怀古咏史诗的出现，大量伤悼情思的出现。而这一变化，从刘禹锡朗州诗文就可看到端倪。刘禹锡在朗州就已开始写怀古诗，怀古和自伤身世结合，在怀古和其他诗中流露伤悼情思。他在朗州所写《怀古二首》、《汉寿城春望》、《阳山庙观赛神》、《泰娘歌》等诗都是怀古自伤的诗歌，都表现出诗风的变化。这个诗风的变化，是从朗州开始的。从《天论》等作品看，贬谪朗州，促使刘禹锡思考现实和历史。从这点看，刘禹锡朗州诗文具有重要意义。卢盛江教授还指出，朗州（常德）人民养育了一代诗豪，他建议，常德的刘禹锡研究中心，应进一步整合各方面力量，与整个唐代文学研究结合起来，借重刘禹锡的人格和文学魅力，开拓研究领域，做成集大成的研究成果，为学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长沙理工大学教授成松柳则重点研究了刘禹锡的词，他认为，浓郁的士大夫情怀，使刘禹锡诗文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同样也影响了他的词创作。所谓士大夫情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二是注重个体内在精神的陶冶，三是闲适思想滋生的“闲情”。刘禹锡对贬谪的体验，对人生事物的哲理化思考，形成了其词少艳情而多人生感喟的特点。其词浓郁的士大夫情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启了词的诗化过程，成松柳教授认为，虽然不少学者觉得刘禹锡已经有了诗化的自觉努力，但他认为其实这是误读。其实刘禹锡虽然接受了曲子词的形式规范，在具体的创作上依然是以诗人的身份去对待，他虽然敏锐地指出依曲拍为句在词创作上的意义，但其创作实践沿袭的还是缘调而赋、多用齐言等词的初期特征。

    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获得者、南开大学文学院卢燕新通过梳理收录刘禹锡诗文的唐人唱和送别诗集，深入研究了刘禹锡贬谪朗州前后的文化活动及其心态。他指出，唐人编纂唱和集，其中收录刘禹锡诗歌有疑广宣上人编纂《广宣上人与韦令公唱和诗》、佚名《送刘秀才登科后侍从赴东京觐省》、佚名《杭越寄和诗集》、白味道编《刘白唱和集》（二卷）、白居易编《刘白吴洛寄和卷》（一卷）、白居易编《刘白吴洛寄和卷》（三卷）、白居易编《刘白唱和集》（三卷）、疑白居易编《洛中集》、白居易编《刘白唱和集》（五卷）、白居易编《洛下游赏宴集》、佚名《名公唱和集》、佚名《虎丘题真娘墓诗》、刘禹锡编《彭阳唱和集》等，可考者约十余种。其中，编于刘禹锡贬谪朗州以前者2种，余者，大多编于其离开朗州以后。朗州期间，刘禹锡有唱和诗《赠元九侍御文石枕以诗奖之》、《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等，但相关唱和送别诗集甚少。因此可见，长期贬谪，使刘禹锡潜心诗文与创作，其交游活动与文化心态均受到了一定程度影响。

    关于刘禹锡竹枝词的产地及时间，学术界一直存在诸多争议，湖南文理学院梁颂成教授通过详细整理古籍文献，了解地方民俗，并通过古地名“武陵”、“建平”、“巴歈“等词的辨析，认为刘禹锡竹枝词应该是刘禹锡受朗州傩祭、傩戏表演中唱词的启发，才创制了“竹枝词”的民歌形式。刘禹锡在夔州任职之前，已经在朗州、连州盘桓了10多年之久，早已创作了许多竹枝词。梁教授认为，诸多证据证明，刘禹锡竹枝词不可能作于夔州，而是作于朗州。和梁教授持相似观点的还有常德的另一位本土学者周熙贵，他通过考证刘禹锡《竹枝词二首》的创作地点和创作时间，认为《竹枝词》二首中的一首是在朗州所作。湖南城市学院祝丽君博士也重点分析了刘禹锡诗歌中的乐府诗，她认为，刘禹锡有着明确的乐府观，在其乐府诗的创作上，作者在内容上注重“歌其事、变其风”，在形式上注重诗歌的可歌性。这种乐府观的形成与作者的政治理想、诗学思想及自身的艺术修养密切相关。

    学术界对刘禹锡湖湘诗歌系年问题观点大体取得一致，但仍有少数诗歌存在分歧。湖南科技大学肖献军选择了系年争议较大的诗歌，综合各家说法，并依据诗歌在《刘禹锡集》和《全唐诗》中的编次及这些诗歌与《刘禹锡集》中其他诗歌的关系，对这些诗歌的系年逐一辨正并重新进行了系年。

    刘禹锡在朗州生活了十年，深受朗州风土人情的浸染，这在他的诗文中屡有体现。刘梦初教授对刘禹锡笔下的常德集市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由刘禹锡朗州诗文可以得知，当时朗州的贸易市场可以分为陆市和水市。陆市在城中，水市则在沅江北岸的城堤边船码头，是因商船集结贸易而形成市场。其文《观市》就是一篇描写城中贸易市场的奇文，客观反映了当时朗州市场的繁荣景象，为我们保留了一份珍贵的常德经济史资料。对朗州水市景象的描写多见于刘禹锡的诗句，诗中有多处写朗州水市。陆市是日市，水市主要是夜市，陆市主要面向外来商贾，陆市主要是土著人的内贸市场。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当时朗州的贸易体系，在常德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于刘禹锡诗文中朗州民俗的研究，学术界一直较少涉猎，湖南文理学院教授李琳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民间信仰研究，她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和细致的文本分析，钩沉了刘禹锡诗文中的朗州民间信仰。李琳指出，由于常德（古朗州）自古以来是一个散杂多民族的地区，民间信仰复杂多元，刘禹锡被贬朗州之后，仕途失意的极度痛苦与矛盾，使他转向精神世界寻求解脱。除“事佛而佞”、慕仙崇道之外，刘禹锡还对朗州本土的地方神信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伏波神信仰、潇湘神信仰、盘瓠信仰以及屈原信仰等，在其朗州诗文中多次被提及。她认为，刘禹锡朗州诗文对唐代常德民众信仰的记载，是我们研究中唐时期朗州民间信仰以及常德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古代湖湘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和互融性由此也可以管窥。

    三、刘禹锡文化名片与地方文化建设

    打造文化名人品牌，推动地方文化建设，是当今各级地方政府重要举措。刘禹锡被贬朗州之后，又被贬广东连州。此次刘禹锡全国学术研讨会特地邀请到了广东省连州市刘禹锡纪念馆曹春生馆长，进行地方文化建设经验的交流。曹春生馆长指出，广东连州市委、市政府为提高连州的文化品位，将历史文化名人刘禹锡作为“连州文化品牌”来打造，成立了连州市刘禹锡学术研究会，召开了全国刘禹锡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刘禹锡在连州的诗文集和学术研究专著等。2011年，连州还斥资一千三百多万元兴建了刘禹锡纪念馆，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委领导以及连州周边地区的市县领导也都慕名前来参观，刘禹锡纪念馆已经成为了香港学生学习岭南历史文化和“文化寻根之旅”的必到之地。现在连州市委、市政府还准备将“连州刺史刘禹锡”作为连州的一个文化产业来打造。曹春生馆长还指出，刘禹锡对历史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远没得到应有的重视，现在挖掘、整理刘禹锡文化，使之成为当地乃至中国的历史文化名片，已是正当其时。

    常德应该怎样加强刘禹锡研究，才能为地方文化建设服务？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副院长周星林教授提出，在湖南文理学院校内白马湖畔兴建“刘禹锡陋室”，他认为，湖南文理学院校内的白马湖是刘禹锡当年经常游览，并写下名篇《采菱行》的地方，在白马湖畔建立一个“刘禹锡陋室”，将为广大学生、市民提供一个文化受养之所，能为刘禹锡研究与文化传播搭建更高平台。修建“刘禹锡陋室”既有社会公益性，又有学术性和教育性，还能宣传地方文化，推动常德历史文化研究。周星林教授还初步规划了“刘禹锡陋室”的建筑功能分区：刘禹锡生平事迹展示区、“陋室铭现象”交流探讨区、文化产品展销区、刘禹锡朗州诗文研究中心以及市民文化休闲区。

    吉首大学王湘华教授就刘禹锡朗州诗文研究对当下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做了主题发言，他认为，对刘禹锡文学成就的研究要突出其竹枝词、民俗诗以及与朗州风物人情息息相关的诗文，强调刘禹锡研究的现实价值与意义。王湘华教授建议，市政规划要考虑创建刘禹锡主题文化广场，镌刻刘禹锡朗州所作代表性诗文，树其典型塑像，供市民休闲赏观，形成文化品牌，使刘禹锡影响从学术圈到广大社会。

    最后，常德刘禹锡研究会秘书长魏胜权先生就刘禹锡研究工作作了总结，他指出，市委市政府亲自授牌督促成立常德刘禹锡研究会，表明了市委市政府要擦亮刘禹锡这块文化招牌的决心，对刘禹锡的学术研究要与市委市政府行政行为结合起来。他认为，刘禹锡在常德留下的文化成果应当上升到常德特有的历史文化层面的高度来认识，作为常德人，研究刘禹锡是我们久违的应尽的历史责任，我们要把常德逐步打造成为全国最具权威的、最具影响的刘禹锡城市文化名片。

    经过一天刘禹锡与朗州文化研究专题的研讨，与会的各位专家、教授围绕主题各抒己见，踊跃发言，研讨会较为全面地反映出当前刘禹锡研究的前沿成果。许多意见不囿成说，有所新见，拓展与深化了刘禹锡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