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格律诗词继承发展的几个问题

 ♦  杨 杰

    近些年来，格律诗词完全打破了“五四“运动以来的沉寂局面，开始呈现出繁荣、复兴景象。许多老前辈、老同志率先发表诗作，创办社团，中、青年爱好者日渐增多，不少大学、中学开设了诗词鉴赏课，一些小学生也能背诵几首诗词；诗词报刊、出版物争相涌现。古树新花，光彩夺目。这种喜人形势的出现，固然有着许多客观条件，而最重要的是格律诗词自身具有坚强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什么主流问题、社会变革、语言变化等，都不致影响它的生存。看来，这些外在因素，用不着我们耽更多的心，诗有适应能力，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欣欣向荣的。我们的历史责任不在于研究外界事物的发展将对它产生什么影响，而在于研究如何端正当前一些人对诗词的认识和它自身继承、发展问题。现就这方面说说自己的浅见。

    一、端正对格律诗词的认识

    “五四”运动由于历史情况和民主革命的需要，提出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口号，新诗风靡全国，占领了整个诗坛，格律诗词这一传统文学形式，几乎消声匿迹，纵然还有人创作，也不公之于世。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随之而来的是不少人对它有了偏见，产生了误解。有的说：旧诗与现代生活的丰富色彩、急速的旋律是不能相适应的，是没有前途的；有的说它只能适应生产关系很单纯的、经济上长期停滞不前的封建社会；一句话，就是跟不上时代潮流。更多的则是说它难学难懂，束缚人们的思想。因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老师不教，学生不学，报刊不登，现代文学史不写，文坛上也没有它应有的一席地位，致使许多人特别是中、青年对它望而生畏，不敢登攀，爱好它而又惧怕它。这种状况至今仍未完全转变过来。究其原因，主要是对它的认识不够端正。

    格律诗词能不能跟上时代潮流呢？回答是肯定的。文学艺术有无进步意义，能否跟上时代潮流，决定的不是它的表现形式，而是它的思想内容。诗词和散文一样是很古老的文学形式，但它打而不倒，至今仍有旺盛的生命力，这没有别的原因，就在于它能够容纳各个时代、任何题材的内容。“五四”运动以后，许多革命老前辈都写过不少不朽篇章。鲁迅的《自嘲》，毛泽东同志的《沁园春.雪》、《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陈毅同志的《梅岭三章》，夏明翰同志的《就义诗》，以及许多革命烈士的诗词，无不气势磅礴，大义凛然，激发斗争勇气，增添胜利信心，鼓舞人们前进。新中国建立之后，格律诗词得以发表，作者越来越多，题材极为广泛，举凡国家建设、大会召开、即事、纪游、抒情、咏物，各种内容无所不有。就连新诗奠基人之一的郭沫若同志也写了不少格律诗词。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丙辰清明节天安门的诗歌运动，广大群众哀悼周总理逝世，痛斥“四人帮”猖狂，写下了催人泪下、掷地有声的各类诗歌，童怀周编辑的三本《天安门诗词集》，共收1207首，诗占763首，词为332首，新诗是112首，诗词竟大大领先。1982年出版的《散宜生诗》，是聂绀弩同志用诗词记录的他自己和与之有关的一些同志20多年的历史，不仅是现实生活的写照，而且富有人生哲理，我读后很受教益，觉得是许多回忆录之类的文章难与比较的。前两年鞠盛同志用诗歌形式写了大型电影文学《李自成后传》，分上、中、下三集，我觉得是成功的、大胆的尝试。综观这些，怎能指责诗词是落后了的文学形式，怎能说它跟不上时代呢？古老的杂技尚且能不断创新，博得人们的喜爱，更何况诗词！“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这只能指其主要者而言。这种主要文学形式形成之后，也不能排斥其他文学形式，更不能代替其他文学形式，正如西医不能取代中医、油画不能取代国画一样。历史上词没能代替诗，曲没能代替诗、词，在今天，新诗也不能代替格律诗词。这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格律诗词是不是难学难懂、束缚人们思想呢？回答是否定的。什么难学呢？无非是格律，是形象思维。格律，看起来难，其实也是纸老虎。四声是格律的基础，能辨四声，就有了格律的基础。现在小学校就学拼音，小学生能辨四声，这是过去所不及的。问题是对格律诗词没有教、没有学，如果有教有学，就会说难不难的。至于形象思维、语言技巧，是可以自我学习、自我体会的。多读多写，就可熟能生巧，升堂入室。难懂，大概是指典故和某些诗的内涵吧。用典，确实应当改进，一些十分古老、很少人知的生僻典故，最好莫入诗来。意境、内涵，也在自我体会，可以直写直解，也可比喻、联想，完全在自己掌握。总之，格律诗词是不难学会的，是可以创新的，问题在于纠正对它的偏见，打破神秘感，让它从思想束缚里解放出来。

    怎样端正人们的思想认识，解除思想束缚呢？我认为现时可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有点宣传舆论。目前，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已在登载、播送些格律诗词和与之有关的文章，但为数极少，影响不大，不如书法、绘画显著，且多赏析文章，缺乏创作常识。我们呼吁新闻宣传界和现代文学史的撰编者，公正地对待格律诗词，看到它的生命力，看到它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给予它应有的一席之地。第二，社团要为社会服务。现在，诗社、诗词学会在全国各地迅猛兴起，这是继承、发展诗词的主要力量。我以为这些团体，除了研究诗词的发展、创新，切磋诗艺之外，还应根据自己的条件，通过各种途径，担负起普及格律诗词的基本常识，培养中、青年作者，弘扬祖国优良传统文化的重要任务。继承为了发展，发展还要继承。如果后继无人，发展又有何意义？第三，学校教学。大、中学校已在讲授一些赏析方面的内容，但这还不足，应该讲授些创作常识，特别是大学文科，讲点创作常识并有所创作，绝不应视为多余的。

    二、格律既要继承，又要发展

    格律，一般讲是指诗的字数、粘对和音韵，要合格、合律，也就是要有定体，字数、平仄、韵脚等，都要符合规定，不能违反规定而随意创造。这种规定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一时作出的，而是有深厚基础的。首先是汉字。汉字多单音词，有四声差别，高、低、起、伏，容易构成音乐美，四声排列得好，读起来琅琅上口，悦耳动听。这是它的物质基础。其次，格律是经过了很长时间才形成的；绝、律到了唐代才成定体，成为定体之后就稳固下来，一千多年不变，因为它吸取了古诗、民歌等的优点，成为最好的形式，各阶层群众都能接受，都很喜欢。这是它的群众基础。所以，格律不是随便创造的，尽管掌握和运用它有一定的难度，但却不能取消它，只能因势利导，使之随时代而发展。

    格律的缺点是对作者有所束缚，不能象新诗那样随意自由；格律的优点也正是对作者有所束缚，不易信手拈来。“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固然有些夸大，但却说明做诗的不易。正因为如此，才赢得许多千古绝唱的佳句。不讲格律，即不要平仄、节奏和韵脚，那就不成其为诗，尤其不能成为绝、律。即使古诗抑或新诗，也都是有节奏、有韵脚的。所以，格律必须继承，这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我主张要讲格律，但要放宽。因为现代语言比之过去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仅许多字读音与过去不同，而且增添了不少双音词、多音词，如果格律墨守陈规，不求创新，那格律诗词就很难适应形势的发展，就将削弱其生命力。如何放宽呢？字数、节奏，这比较容易，但也要定下来，五言就是五言，七言就是七言，不能因词意而增减字数，否则即不是定体诗。平仄、粘对、对仗，都应该放宽。现在普通话尚未普及，因此，普通话读音与地方话读音应当并存，相对的入声也可保留，普通话普及后将会自然趋于一致。现在多音词增多，有的数字皆平，如“精神文明”、“工农兵”等，有的数字皆仄，如“社会主义”、“现代化”等，这些词不能不许入诗。这样，“二、四、六分明”以及粘、对就难讲究了，所以要放宽些，三平，三仄、孤平，在必要时都应允许；不叫拗句，也无所谓拗救。对仗不要太严，大体成对就行了。诗必押韵，韵应从宽。可以用上海出版的<诗韵新编》，十三辙是否也可考虑；平水韵过于严谨，熟练者可用，但不宜作规定韵书。允许借邻韵。一般讲不要平仄通押。讲普通话则可将入声归并到其他声去。我们希望有一部新的合适的韵书问世。

    适当放宽格律，古有先例。大家熟知的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他不拘泥格律，没有因格律而害词意，所以成为名作。这种情况，就在唐、宋，也并非独有。现代放宽格律的佳作更为数不少。毛泽东同志的词《沁园春·长沙》：“恰同学少年”，《十六字令·山》：“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就突破了词牌的平仄规定。陈毅同志的《梅岭三章》第二首：“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第三句与第二、第四句不粘不对，但却是极为动人的好诗。总之，既要有格律，也要敢创新；既不墨守陈规，也不随心所欲。放宽一点，松散一点，可能是格律发展、创新的必由之路。能如此，就比较容易驾驭了，就将大大增多它的作者，增强它的生命力。

    三、力求通俗

    格律诗词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要给人看，就须让人看懂，给人以艺术享受，在它不大众化的今天，尤其是这样。所谓通俗，就是要浅显平易，清新明快，使人易读易懂，又富有韵味。通俗的风格，古已形成。自居易就是这种风格的典范。他的作品深入浅出，平易通俗。不仅古风如此，绝、律也是这样。如“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他十六岁时的作品。《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谁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这是他五十岁时的作品。可见他一生都是注重通俗的。正因为这样，他的诗作赢得了广泛的读者，是唐代读者最多的诗人。元稹作的《白氏长庆集序）），说他的作品“禁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这一评价可能有些夸大，但却说明白乐天的作品是各阶层群众都喜欢的。

    通俗，是不是可以写出好的诗词呢？当然可以。1984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一本《少儿古诗读本》，选辑了自汉至清113位作者的诗，就是文字浅显，思想健康，艺术较高，流传很广的优秀作品。聂绀弩同志的《锄草》是通俗化的好作品，请看：“何处有苗无有草，每回锄草总伤苗。培苗常恨草相混，锄草又怜苗太娇。未见新苗长一尺，来锄杂草已三遭。停锄不觉手挥汗，物理难通心自焦。”它真实地写了生活，却又大大高于生活，富有哲理，耐人寻味，回味无穷，既口语化，又很工整，谁能说它不是好诗呢？！《散宜生诗》多是这类作品。

    要通俗化，才能大众化。诗词毕竟比民歌高雅一些，因而不如民歌有群众基础。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通俗入手。通俗绝不是庸俗，绝不允许低意识、秽语言，要境界高，语言美。否则就不能成其为诗。俗与雅是统一的，并不相排斥。只要作者注意到这点，做到由俗入雅，寓雅于俗，其作品就会具有诱人的魅力，赢得广泛的读者，并能陶冶人们的情操，净化思想感情的。《浏阳诗词选》登载的王巨农同志的《农村杂咏》七绝七首，是清新平易，雅俗共赏的好诗。现介绍如下：

    一、荧荧灯火傍鸡啼，阿女为爹赶制衣，
        昨卖余粮三十担，远游明日上飞机。

    二、阿公也发少年狂，银髯飘飘跨“凤凰”。
        载得菊花千样景，笑为城里送秋光。

    三、红墙青瓦竹篱笆，大写门联敢自夸。
        “ 政策归心亏党力，勤劳致富冒尖家”。

    四、新订农科报一张，爷爷约法有三章。
        举家都得勤研读，包产田中设考场。

    五、卖罢春来再卖秋，今年柿子又丰收。
        筐筐篓篓城中运，阿妹归来烫了头。

    六、今夜禾场搭戏台，红男绿女尽开怀。
        新编一出农家乐，唱得云开月也来。

    七、寒宵招饮月西沉，三两邻翁话古今。
        说到去年包产事，眉梢眼角尽含春。

    我乍读时，觉得近似民歌，仔细一看，却又大大高于民歌，它完全符合格律，极具时代精神，语言朴实，词藻清新，内涵虽不深邃，但激情洋溢，诗意葱茏。这种作品，无疑，广大农民群众是热烈欢迎的。

    可不可以用典呢？我认为不宜多用。我们祖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还吸收了不少外来文化，典故是十分丰富的。有的为人们所熟悉，有的却知者不多，一些很生僻的，即便是专门家也得查词典。所以，我不主张多用，用也要使多数人能读懂，即使不懂，也不害意，也能使人有艺术享受。与其要查词典，倒不如不用。李商隐的《锦瑟》，的确是有名的佳作，历来为诗家、评家所赞誉和研究，但至今见解不一。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并没有用典，但许多人能背得。什么是最佳作品呢？在今天，我认为应以广大群众所欢迎为衡量标准。

    通俗化的途径很多，最主要的是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生活是文学创作之源，诗词也不能例外。古往今来的优秀诗词，无不与作者的生活息息相关。不深入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况，就不懂得群众的思想、感情和语言、习俗，缺乏新鲜营养，他的作品就不可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也很难通俗化。刘禹锡最讲究书本上的古老出典，但他很注意民间歌谣，据说他学会了唱民歌，《竹枝词》就是受了民歌启发后的作品。要通俗化、大众化，就只有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从中吸取新鲜营养，丰富思想感情，使自己的作品为大众所欢迎。

    四、要有时代精神

    文学作品是时代的产物，各类文学作品都是有时代感的。诗词决不只是怡情悦性，流连光景，它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二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历代许多优秀诗词，褒贬时代，爱国忧民，言志抒情，描绘景物，不只是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更重要的是陶冶人们的情操，启迪人们的思想，激励人们前进。《当代铭志诗抄》、《革命烈士诗抄》、《新华日报旧诗选》、天安门《革命诗抄》等，就是现时代铮铮作响的作品。

    要具时代精神，就必须是时代语言、时代风格。艰深隐晦、诘屈聱牙的老古董，很难反映时代精神，反过来，那种迷离跳跃，不知所云的朦胧体，也脱离了现实。诗词语言确实有独特的技巧，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努力创新，既不信而好古，也不照搬外国，仍然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不要偏重技巧而轻视内容。诗词要能给人们以勇气、以信心、以力量，激发人们的志气，鼓舞人们前进；揭露、鞭笞阴暗的东西，也应抱此目的。表现手法再好，内容陈腐或不健康的诗词，是不会为人民所喜欢的。

    我们处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祖国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题材空前广阔，我们应当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有美有刺，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来，让格律诗词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格律诗词艺苑花，千年犹自发新芽。
敢随时代争高下，不向人前问毁夸。
缘有深根存沃土，更添功力聚精华。
今朝且喜园丁众，重抖声威报国家。

（原载《诗国沉思》，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