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是“伟大诗人”吗?

 陈 汝 定

     《心潮诗词评论》”(以下简称《评论》)2016年第5期，发表了覃锡昌先生《浅谈聂绀弩的诗魂风骨》一文。覃在文章中说：“本人认为，深入研究其诗词更应该从研究聂绀弩本人入手，尤其聚焦特定的历史时期，深层次贴近和理解这位伟大的诗人，更能感悟诗人特有的卓然不群的风骨。”接着，覃在回顾了聂绀弩的“个人经历”后，再次强调说，他“最终在党的感召和培养下成为一名终身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自我情怀的伟大诗人。在文中覃先生两次提出：聂绀弩是“伟大诗人”！     然而，我们要问聂绀弩果真“伟大”吗？首先让我们弄清“伟大”的涵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这样的人物为人民、为民族、为人类建立了丰功伟绩，而且这样的人物在艰苦磨练中铸就了坚强意志和高尚人格”。     对照这个标准，笔者认为聂绀弩既无“高尚人格”，也无“为人民、为民族、为人类建立了丰功伟绩”，谈何“伟大”？下面容我从四个方面略作简述，以就正于方家。     第一、自由散漫、积习难改。     覃先生一再高呼聂绀弩是“伟大诗人”。但立诗先立人。那么聂氐的品格究竟是高尚，还是低下？我认为这可用周恩来总理的一句话来说明，即聂绀弩是一个“自由散漫惯了”的人。     据姚泉名先生在《“热血与微笑”开出的奇花》一文中披露说：“聂在北大荒劳改时期，一次国务会议上，有人提出，聂绀弩年纪大不适合在北大荒劳动，想让他回北京。周恩来总理回答说：‘聂绀弩自由散漫惯了，应该让他多吃些苦，有好处。’”（见《评论》2016年第5期）            众所周知，周总理不仅是聂绀弩在黄埔时的领导、老师，而且在解放后一直是他的直接领导，我想没有任何人比周总理更了解聂绀弩。同时人们也知道，周总理是最爱护干部、爱护知识分子的。如果不是聂绀弩“自由散漫惯了”，积习难改，周总理会在这样重要的国务会议上，作这样的“恨铁不成钢”的表态吗？     周总理的话说明，聂绀弩的“自由散漫”不是一时一事，不是一年两年，而是成了习惯，一以贯之。也许有人会说，“自由散漫”是生活小节，无关大局。我认为这种说法，在革命队伍里是非常错误的、是极其有害的。     那么，什么是“自由散漫”呢？?《现代汉语词典》(1984年版)解释说：“散漫”就是“随随便便，不守纪律”。在这里词书强调了“散漫”与“纪律”的密切关系。        什么是纪律呢？纪律就是规则，就是规矩。孟子说，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一个国家，一支队伍，如果没有法律和规章制度并受其约束，那将会是国将不国，天下大乱。我们的党之所以能克难壮大，立于不败之地，就是因为她是一个靠铁的纪律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而且强调党纪面前一律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而聂却相反，自视例外，只要“自由散漫”，不要组织纪律。     人们知道，纪律属于道德范畴，一个人如果不遵守或无视纪律的约束，那就是没有道德。一个人的纪律性如何，能够直接反映出他的思想道德水平。事实证明，一个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必然有遵守纪律的高度自觉性；相反，一个道德品质低下的人，往往是一个不能自觉遵守纪律的人。习总书记指出：讲规矩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是对党员、干部对党忠诚的重要检验。聂绀弩自由散漫、无视规矩，这是对党忠诚吗?     试想：一个“自由散漫惯了”的人、一个不守纪律的人，其品格能够“高尚”吗？其人能算“伟大”吗？聂绀弩身为34年入党的老党员、党的高级干部，不但没有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反而惯于自由散漫、不守纪律。这只能说明他对党的组织纪律的傲慢与藐视，是对党对人民事业的大不忠，是政治上的腐败。请问：这样的人有何“伟大”可言？至于自由主义，毛主席早在1937年《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就说过：“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     覃先生说：聂绀弩“他才华横溢，有着旷达革命情怀，被朱希称之为‘论武略可以为将，论文才可以为相’之人，但因复杂的政治原因，他不仅没有被委以重任，反而被错划为‘右派’及反革命分子而送进监狱。”（覃文同上，见《评论》2016年第5期）     在这里文章作者似乎忘记了我们党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习总书记说：“修身立德是为政之基。”像聂绀弩这样没有为政之基的人，能够治国统军吗？一个连自己也管不好的人，如果让他当上人民军队的“将”、国家的“相”，他会把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国家，引向何方？管理成什么样子？“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习近平语）像聂绀弩这样的人，即使他有天大的“才”，党和人民能放心地让他为“将”、为“相”吗？。       然而，即使聂表现不佳，党中央还是给了他以极大的信任和宽容。解放后，聂历任中南区文教委员会委员、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兼古典部主任。直到1957年被划为右派，被送往北大荒八五0农场第五队劳动改造。其间，聂又因失火罪，被判刑一年。但为了发挥聂的专业才能，“1959年10月聂绀弩调到牡丹江农垦局《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当编辑，次年冬（即六0年冬）结束劳动回到北京，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专员，后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冯仲平《不同艺术的对话与启示》见《评论》2016年第5期）这与直到1979年给全国右派统一摘帽，提前了十几年。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党中央对聂绀弩的宽容与重用？     有位先生说：聂绀弩是“报国无门。”（雍文华《解读聂绀弩诗》见《评论》2014年第1期）我认为雍先生这话太罔顾事实了。应该说，聂绀弩报国有门，只可惜他一次次有门不报。请看：聂从北大荒回京任职，按理他应从中吸取教训，但可惜他“自由散漫惯了”，以为帽子摘了，谁也管不了他了，于是事后回忆补作在北大荒劳动生活的诗词，借以发泄对党对领袖的不满与怨恨。聂说：“写北大荒生活《北荒草》的一些七律也是这时候补做的。”（聂绀弩《散宜生诗·自序》）。然而，出乎聂之意料，他回京五年后文革爆发，聂也因“大量书写反动诗词”、“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罪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无期徒刑。但在十年后的1976年，有关部门便以“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的名义给予了“特赦”，将聂提前释放回京。1979年又给予平反，恢复名誉、级别、工资及中共党籍，并任全国政协委员。对此聂绀弩并没有对中央的仁至义尽以德报德，而是在1982年改革之初、拨乱之始，先后在香港野草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具有严重政治错误的旧体诗集《三草》（指《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和《散宜生诗》，广泛发行。由此可见，聂之不能为“将”、为“相”，并非什么“复杂的政治原因”，而是他自己自由散漫、无视党纪、德不高尚、功不卓著所造成。     第二、肆意攻击领袖，无视党的决议。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聂绀弩却与党的决议大唱反调，他用杂文诗词的形式，“以曲笔、嘲笑、反讽、双关、暗喻以及幽默诙谐等等艺术手法”，“营造出一种嬉皮笑脸、指桑骂槐的针砭气氛。”（王家英《浅探聂绀弩诗词的杂文风格》见《评论》2016年第5期），戏谑“皇帝”，大骂“皇权”、“纣廷”， 影射攻击中央和党的领袖。这里仅略举数例：     《过严子陵滩》：“昔时朋友今时帝，你占朝廷我占山。此地鱼龙多寂寞，何年宫阙不高寒。”——王军点评：“昔时朋友，同打江山，患难与共；今时皇帝，已坐江山，独尊天下。身分不同了，地位不同了，境况不同了，情态是不是不同了呢？占山者，渔樵野夫，虽然鱼龙寂寞，倒可笑傲山林；占朝廷者，政权在握，虽然宫阙辉煌，却是‘高处不胜寒’。这两联，含义多少？难怪曾敏之说，‘诗虽含蓄，却有感时伤事的内容，也有引古射今的含义。’”（王军《聂绀弩其人其诗二三说》见《评论》2016年第5期）涂谢权点评说：这样的诗句“让人触目惊心。类似的诗句，聂氏诗集中比比皆是”，“其诗歌确实存在着政治隐喻的成分”。（涂谢权《论“绀弩体”与古典诗歌的关系》，见《评论》2016年第5期）       《董超薛霸》：“佶京俅贯江山里，超霸二公可少乎！”——王军点评：聂绀弩“杂感之思，桀骜之气，常发人之不曾发、不能发、不敢发的思想、见识和情怀，启人深思。比如，《董超薛霸》……言出历史，意在现实，其意旨是何等的深刻，其笔锋又是何等的泼辣锋利！”（王文同上，见《评论》2016年第5期）     好一个“言出历史，意在现实”。“佶京俅贯”是什么人？佶，是赵佶，即宋徽宗；京，是太师蔡京；俅，是太尉高俅；贯，是枢密使童贯。这四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佞臣。聂绀弩将党的领袖们比做昏君佞臣，诋毁中央权威，是对共产党领袖的莫大侮辱，是不折不扣的罪人行为！     《重禹六十》之三：“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纣廷咒恶来。”——王军点评：“有人却错误地把舒芜比作耶稣的弟子犹大，     那些人为什么不在纣王朝廷上痛斥那些专会进谗害人的恶来们呢！（犹大，耶稣弟子。恶来，纣王臣子，善谗。）”（王文同上，见《评论》2016年第5期）在这里聂将党中央诬蔑为残暴的“纣廷”。请问：这就是聂的“诗魂风骨”、“血性” 和“伟大”吗？     《题迩冬诗卷》：“王者生头难价值，士之存舌合僵皴。”——胡孝华点评：这是说“帝王活着的脑袋没有什么价值，士者的舌头还在，恐怕也只能僵而皴了。戏谑帝王思想，捍卫士之话语权力。”（胡孝华《世有奇诗须汝写》，见《评论》2016年第5期）     《过刈后向日葵地》：“赤日中天朝恳挚，秋风落叶立清道。”     ——胡孝华引王树声点评：“这首诗通篇用比兴，……对功成之后不听忠谏，不信贤臣的霸主式的人物给予了幽默的嘲讽。”(胡文同上，见《评论》2016年第5期)     《归途（二首）之二》：“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胡孝华点评：“这是文人在有病时代的畸形表演，生存窘态。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一易一难，是控诉，是揭露。”（胡文同上，见《评论》2016年第5期）     《林冲（二首）之二》：“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胡孝华点评：“时不容我，世道罪我，你可以在我脸上刻上罪犯的印记，但你又能奈我何？我鄙视你，去你的吧，与朝堂诀别，有血性，有耿介。”（胡文同上，见《评论》2016年第5期）     还有，如：     《怀张维》：“英雄巨像千尊少，皇帝新衣半件多。”     《雨中瞻屈原像》：“天下是非谁管得，彼皆人主咱其奴。”     《赠老梅》：“出问题时有毛选，得欢欣处且秧歌。”     《放牛》其二：“一鞭在手矜天下，万众归心吻地皮。”     《赠周婆》：“自由平等遮羞布，民主集中打劫棋。”     涂谢权说：“在聂诗中，有不少隐晦曲折地反映当时政治的作品，讥剌、批判成为这类诗歌的重要主题。”（涂文同上，见《评论》2016年第5期）       然而，对这种露骨的贬毛、反毛行径，有的人却大唱赞歌。     胡孝华说：“从古至今，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大多是得君行道，一心就是想蒙圣恩在朝为君主做事。从孔子……到杜甫……像李白……其内骨子里还是个人荣辱系于人主……而我读聂诗，满眼所及、满心所感的是,……没有对权贵的谄媚，对世俗的迎合，对镣铐的赞美。他像竹林七贤一样，在那个昏昧的时代，……以诗而啸,……以成绝响。在一片歌颂的瓦釜雷鸣中聂诗无疑是个异类，是悖世的绝唱”。胡还进一步说：“聂之诗文语言如投枪匕首，直指人心。”（胡文同上，见《评论》2016年第5期）     聂绀弩作为党培养了几十年的高级干部，竟然将“投枪匕首”一次次地剌向自己的领袖和中央；剌向党、军队和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剌向人民赖以骄傲自豪的民族英雄的“心”，这难道就是聂的“诗魂风骨”、“绝响”、“绝唱”与“伟大”？        丁益喜教授严正指出：“已经被历史定格，被人民群众拥戴，被诗人赞颂的伟人却被非毛、倒毛、批毛的声浪重新卷起，且大有一浪高过一浪的趋势。历史的倒车，沉渣泛起，企图干扰中国共产党人前进的方向，模糊人民群众的是非界限。”（丁益喜《毛泽东诗词破传统诗词‘万马齐喑’之窘势》见《评论》2016年第6期）     历史证明，毛泽东和以他为首的中央，不是“纣廷”；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不是“佶京俅贯”，他们是人民认定的领袖、民族的英雄。岂是任人调侃、嘲笑、谩骂的对象!     习近平总书记说：“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我们要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用生动的文学语言和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装点祖国的秀美河山，描绘中华民族的卓越风华，激发每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聂绀弩疯狂亵渎我们党和民族的英雄，就是妄图否定党、军队和国家艰苦而光辉的革命历史；就是要釜底抽薪、动摇瓦解人民心里的根本信仰，涣散人们的斗志，这难道还不是罪人？     第三、宣扬阿Q气、背离理想信念。     聂绀弩在诗中露才扬己，宣扬阿Q精神，公开背离党的理想信念。除了笔者在上面指出的聂自比“林冲”外，他还自比孔子、曾皙；自比大才；自比华山、嵩山等。     《六鹢》：“仰止龙门登未得，浴乎汾水咏而归。”——对此胡孝华点评说：“仰望龙门想登而不能，只好学学曾皙、孔子，在汾河洗洗澡，吹吹风，唱着歌，回家去。……本诗以六鹢退飞的典故开头，故事源自《春秋》，鸟退飞，人以为灾祸，聂借来比兴、生发，大有深意。”（胡文同上，见《评论》2016年第5期）     《脱坯同林义》：“看我一匡天下土，与君九合塞边泥。”聂吹自己是“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大才。——对此，王军点评说：“本是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大才，当做治国兴邦的大事，如今却匡土和泥，脱坯做砖，成了劳动改造之人。是不平之调侃，还是郁悒之宣泄呢？”（王文同上，见《评论》2016年第5期）     《杂诗（四首）》之四：“一树秃柯窗外立，向人高耸华嵩肩。”——胡孝华点评：“我如一棵光秃的树，在窗外独立，向人们耸耸肩，高得像华山嵩山。”（胡文同上，见《评论》2016年第5期）     聂绀弩为什么要这样自吹自擂呢？这是因为他已由信仰共产主义转而信奉病态的、自欺欺人、妄自尊大的阿Q精神。聂绀弩公开宣称他有“阿Q气”，阿Q精神是他的“精神依靠”。他在《散宣生诗·后记》中得意地说：“我在《赠徐迈进》诗中，头一句就是‘丘家有几女孩儿’，早已发抒这种阿Q气。次联‘自己班房何所惧，浑身胖病可当医。’虽是迈进常说的话，也是由我的阿Q气采用的。瞧！挑起一担水，自谓挑起‘一担乾坤’（《挑水》）；挑土和泥，自谓‘九合诸侯，一筐天下’（《脱坯》）；何等阿Q气，岂止诙谐、滑稽、打油而已哉！……人能以它为精神依靠，从某种情况下活过来，它又是好东西。”     覃先生不是说：聂绀弩“他首先是一个彻底的共产党员”吗？（覃文同上，见《评论》2016年第5期）     既然如此，请问：“一个彻底的共产党员”可以任意放弃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转而信奉阿Q精神吗？聂绀弩公开宣称他以阿Q气为“精神依靠”，蜕变为阿Q信徒，这是“彻底的共产党员”应有的作为吗？不，应该说这是聂对入党誓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的背叛；是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背叛！这那里还有一点“彻底的共产党员”的影子？聂绀弩辜负周总理的希望，在劳动改造中不是追求精神升华，而是自甘精神堕落。     聂绀弩还以阿Q气自我标榜说：“古人也有写劳动的，就知道的若干篇章说，他们是在劳动旁边看劳动，在较高的地方同情他们的辛苦。我却是自己劳动，和别人一齐劳动，也看别人劳动，但都不是同情，而是歌颂，勉强歌颂，以阿Q精神歌颂。不但歌颂别人，而且歌颂自己。”在这里，聂把自己吹嘘成自古以来参劳动写劳动的第一人。果真如此吗？非也！古有如：晋陶渊明的《归田园居》、宋陆游的《小园》、清乾隆的《御园耕种》等等。现代的如：朱德的《游南泥湾》等，以及《向阳湖诗草》记载的臧克家、沈从文、王世襄、王以铸等许多国宝级作家、诗人、文博专家、编辑家等，在文化部向阳湖五七干校，参劳动写劳动的许多诗篇。我以为他们写的劳动诗，无论在思想含量或诗性品味上，都比聂诗强。特别是诗坛泰斗臧克家的许多劳动诗意境高远，给人以正能量而不是负能量。     第四、藐视传统，诗品低下。     对于聂的所谓诗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有人刻意拔高。如前面提到，覃先生高呼聂绀弩是“伟大诗人”。 胡孝华也说：“聂绀弩的旧体诗别开生面，新意迭出，可以说是纶音霄隆，世之所稀。有人评赞它是新时期的‘奇诗’，是真正的‘新声’，是‘一座奇峰’，‘空前绝后’，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独一无二’的奇葩，应该说对聂诗怎样夸赞都不过分”。（胡文同上，见《评论》2016年第5期）     另一种则是面对诸多对聂诗的吹捧，予以反驳。如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郑欣淼先生，作了幽默而高明的回答。郑先生说：聂绀弩写反右和文革的诗词只是“达到了他个人诗词创作的高峰”。（郑欣淼《九州生气凤凰笔，千年文心瑰丽词》载《评论》2016年第6期）。意思是：聂绀弩既不能与古之伟大屈原、李白、杜甫等相比，也不能与今之进步诗家词擘相比，聂绀弩的“高峰”只能自己跟自比。     的确，事实胜于雄辩。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聂诗究竟“伟大”在哪里？     （一）淫词入诗，泼妇骂街。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学诗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     志须高”。那么聂绀弩的诗，是否入门正，立志高呢？请看：     《即事用雷父韵》：“枯对半天无鸟事，凑齐四角且桥牌。”     《钟山“四清”归》：“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他妈。”     《有赠四首》之二：“儿童涂壁书忘八，车马争途骂别三。”     “鸟”是什么东西？鸟，是“人、畜的雄性生殖器——骂人的粗话。”（见《新编新华字典》海南出版社1995年4月第2次印刷）。聂绀弩在上述诗中，把男性的生殖器、“他妈”的隐私部位都搬了出来；把旧社会上海滩骂人的下流话，也塞进了庄雅的诗词。人们不禁要问，聂这是写诗还是泼妇骂街？这只能说明聂之“入门不正，立志不高”，故而屡写“下半身”，亵渎诗词、亵渎文明。难道这是聂诗之“伟大”？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记得几年前有人狠批有的新诗写“下半身”的问题。曾几何时，如今诗词界竟有人大加赞赏，说聂写的“下半身”格律诗，是“妙趣横生”（涂谢权语）。这不能不说是中华诗词的悲哀！     （二）口号充斥，劣诗多多     罗辉先生在《学习毛泽东诗论思想，指导旧体诗创作实践》一文中，在引用张祖新《通用诗学》时说，要强调“打比方”在诗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用今天的眼光看：有知无喻即伪诗，有喻无知即歪诗，无知无喻即劣诗，有知有喻即真诗。”（《评论》2014年第6期）简单地说，诗就是话加画。我们用这个标准来对照检查一下聂的下列诗句，看它是什么诗？     《赠小李》：“赠君毛泽东思想，要从灵魂深处降”。     《钟三往四清》：“出问题时有毛选”，“投身阶级斗争里”。     《赠迈进》：“毛泽东思想都学，输君把卷定忘疲”。     《赠五禾》：“你我平生何所信，列宁主义马恩斯”。     《受表扬》：“超额百分之二百，乍听疑是说他人”。     在这些所谓诗里，我们能看到打“比方”、画面和意象吗？不，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口号、标语、标签、广告词、顺口溜、政治术语等等。这能算诗吗？写这种诗能算“伟大诗人”吗？如果要算，那也只能算伪诗、劣诗。     （三）不守格律、自欺欺人。     写格律诗，必须严守三律，即声律、韵律和联律。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结晶和宝贵文化遗产，也是区别于其它各种文体的重要标志，不能以“创新”为借口随意突破、丢弃。聂的格律诗遵守了这“三律”吗？有的人说他遵守了。如：     宣奉华说：“纵观聂绀弩《北荒草》53首诗，除了一首七言绝句外，另外52首全是七言律诗。这些诗韵律严整，对仗工稳。体现了诗人深厚的传统诗词修养和严谨的艺术追求。”（宣奉华《时代生活的一面镜子》见《评论》2016年第5期）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仅就被聂本人与上述诗家赞叹不已的《北荒草》52首律诗看，就有18首押韵句（即偶句）存在孤平或三平脚的错误，占34.5%。这里我们还没有把首句入韵和奇句（3、5、7）中的三平脚或孤平计算在内。更有甚者，聂诗中有的一首七律就有两处孤平。如《麦垛》第4句“金字塔边赤日辉”、第8句“新到最新脱粒机”。 请问：三分之一以上的格律诗不合格律，这还叫 “韵律严整”吗？这种诗能算“伟大”吗？至于聂诗中的出韵、失粘、失对、三仄尾、同字对、四言一法等问题，我们姑且不论。于永森说：“整体平衡，聂诗之佳者不足十分之一。”（《论聂绀弩诗》见《评论》2016年第5期）这也就是说，聂绀弩的90%以上的律诗是“不佳”的。聂诗中出现的这种“诗家大忌”的低级错误，我想这只能说明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的中华诗词的写作，态度轻率，破坏了格律诗的声律美、音韵美和对称美，而且思想含量和诗性品位低，在诗词界开了恶劣先例。     总之，通过以上四个方面事实的简述，充分说明聂绀弩既无高尚人格，也无丰功于人民、民族和人类，何谈“伟大”？     那么，在全面从严治党，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的今天，在诗词界为什么会刮起“聂绀弩旋风”？君不见：由9大单位组成的“聂奖”组委会、8家公司参与的聂诗基金会，每两年举办一次聂绀弩诗词奖颁奖大会（已办两届），不仅有两岸四地的诗词界代表参加，而且还有离退休的厅局级、省部级和副国级的老干部出席。其规格之高，声势之大、影响之广，连中央举办的“时代楷模”和“中华之光”等颁奖大会，也望尘莫及。不仅如此，有的人还命名了所谓“绀弩中学”、“绀弩诗词学会”。请问这是为什么？是想将聂氏的“非毛、倒毛、批毛”的所谓“绝响”、“绝唱”；将违反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所谓“阿Q气”，，向基层传播，向后代延伸，以图薪火相传吗？这是要在诗词界树立这样的学习榜样吗?     也许人们会问：聂的人格和诗词既然有这么多问题，为什么会受到一些人的吹捧？朱正先生道出了个中原委。他说：“也许是作者和读者都有着某种经历，才容易引起共鸣的吧。”“我读这些诗就倍觉亲切，甚至觉得一些诗句似乎曾经朦胧地存在于我的心中”。(朱正《散宜生诗·附记》)     由此可见，“聂绀弩旋风”的出现，决非偶然。这是意识形态领域异常复杂尖锐的斗争在诗词界的反映。习近平总书记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也是严峻的、紧迫的，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他强调说：“要斗争，就要不怕鬼、不信邪，就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笔者希望有关部门严重关注“聂绀弩旋风”问题。     我已年逾八旬，本已无力过问世事。因见谬误流传，如鲠在喉。于是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硬撑病体，写下这些文字。由于文中涉及名家大腕，虽有文责自负，恐怕也难有报刊愿“两肋插刀”刊我拙文。唯上呈，尽已之责。相信是非自有公论。   2016年12月16日于咸宁市温泉茶花路58号湖北科技学院附二医院住所  邮编：437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