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的新生命

•  周笃文

    摘要 中华诗词继承古诗文脉，充分发挥汉语的诗歌特美与艺术潜质，在体现民族审美情趣的基础上，继雅开新，接轨当代文艺思潮，建立诗人与读者盟约，必能永葆其蓬勃的生命。

    百年浮沉录

    1918年胡适之先生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断言：“我想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但是我们仔细看来，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一篇用“死文字”写的“宣言”中坚持“文当废骈，诗当废律”。直到晚年在《胡适之口述自传》中仍说：“骈体文有欠文明”、“是中国语文的蛮夷化。”“（是）中国中古时期的杂种。”等等。就这样，在胡适及其同志之士的大力鼓吹下，挟着欧风美雨的优势，开辟出白话文的一方新天地，同时也建立了几乎牢不可破的排摒多元的话语霸权。六十年来，旧诗被主流文学所摒弃，几乎成了不可接触的瘟疫，成为遗老遗少“迷恋骸骨”的代名词。这些都是我们这辈人所亲经亲历的事实。在这种强势的白话文高压下，甚至连柳亚子先生这位诗坛飞将也不自信了。他在1944年写的《旧诗革命宣言》中说：“旧诗必亡”，“平仄的消失，极迟是五十年以内的事。”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就在风狂雨酷、鱼龙惨淡的半个多世纪里，备受煎熬的古诗群体仍在顽强地坚持着、守护着古诗的文脉，并以自己的声音呼应着时代的风雷，而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三十年代创办的《词学季刊》，首开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词学之风。在牒谱、词乐、词律、词艺方面取得空前突破之时，还发表了大批忧国伤世、针砭时弊的佳作。涌现出像刘永济、夏承焘、龙榆生等杰出的学者和词家。一些优秀的诗人还获得当局的大奖。如邵祖平的《培风楼》集获得教育部一等奖。唐玉虬的《国声集》、《入蜀稿》等抗日诗词也于1943年与冯友兰、王力、曹禺、费孝通、周培源、华罗庚等同获教育部褒奖。至于新文学界的巨子如鲁迅、郭沫若、闻一多、郁达夫等也创作了一批大受推崇的旧体诗词。据华钟彦《五四以来诗词选》所收，即达四百余家。刘梦芙《二十世纪中华词选》入选词家838人，词作7000余首。另据胡迎建的《民国旧体诗史稿》所述：此时仅南社诗人即多达千家以上。天津曹镶蘅主持的《采风录》（刊于《国闻周报》连发旧诗五百期。被誉为“近代诗坛的维系者”、“诗坛的重心。”其数量质量都令人为之刮目。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双百方针得以贯彻，久受压制的传统诗词获得解放，顿呈井喷现象。中华诗词学会现有会员15000余人。地方各级的会员、诗友约在两百万人左右。以湖南汨罗为例，现有诗词人口6800余人，出版的个人诗集124部。为纪念抗日胜利六十周年举办的诗词歌咏会，参加者多达25000人。其“骚坛诗社”的活动曾见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以中青年为主体的网络诗词尤为活跃。2003年建立的《中华诗词论坛网》已拥有会员43000余人。诗词网站的主题帖子总数达900万条之多。诗词之热，正在持久升温，成为文化阵线上一道越来越美丽的风景。

    打不死的神蛇

    新加坡的诗坛泰斗潘受先生曾说：“中国古诗是打不死的神蛇。”毛泽东也说过：“旧体诗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它何以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呢？我以为是同以下特点有关：

    首先是神奇的汉字：作为古诗载体的汉字，它是人类语言文字中独一无二的天才创造。它具有象形、会意兼及某种程度的标音（如形声字）之特点。而且还有着超常的稳定性、灵活性与呈网状辐射的构词功能，以及词类活用等语法特点。因而最宜于表现意象。能为它提供多元化的文本与广阔想象空间。美国语言学家范尼洛萨是这样评价汉字的：“（它）充满动感，不为西方语法框死”，“诗的思维通过暗示来工作……使它孕育，充电，自内发光。在汉语里，每个字都聚存着这种能量”“（它）充满感性信息，接近生活，接近自然”（以上均见《汉字作为诗歌媒体》）。安子介先生在《劈文切字集》中更说：“汉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汉字是拼形的文字，学了汉字能使人更聪明”，“汉字是发展联想的积木，开发智商的魔方。”郑敏认为“汉字能直接传达文化的感性与智性的内容……是中华文化的地质层。”（《语言观念必须革新》）以上论述极富启发与创见，恨符合汉字的特点。就以（人）为例，其篆意象臂膀腿胫之形。“从”字象二人相随。“比”象二人相密。“北”象二人相反。“化”象二人相倒。一正一反，变化之意。“仁”象二人相合，引申为仁德之义。用极简括地造型变化，表现如此丰富深刻的意蕴，可说是天机迸发的创造。

    1693年康熙皇帝应利玛窦之请为宣武门教堂撰联云：

无始无终 先作心身真主宰；
宜仁宜义 聿昭开济大权衡。

    这副对联表达了他对上帝与人生的觉解，充满哲思妙谛。因而大获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的赞赏。李鸿章出使英伦，为维多利亚女皇祝寿。在纪念册上题辞云：

    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

    全用老杜成句。上赞英皇，下切中国，可谓天设地造，妙不可言。使英伦政治家与学者名流无不为之倾倒。上世纪的顶级诗人庞德，在谈到意象派的创造，从不讳言汉字对他的影响。他说：“我要译中国诗，正因为某些中国诗人把诗质呈现出便很满足。他们不说教，不加陈述”。他把“从运用浓缩明彻文化面的并置，到应用中国字形结构作为其诗的内凝涡漩力”作为其重要的艺术经验。他的代表作《弥曹车站》：

人群中出现了那些 脸庞
潮湿黝黑 树枝上 花瓣

    就是运用中国诗中常见的“意象叠加”与“错乱语法”来突出意象的视觉性，凸显空间的对位关系的成功例证。

    其次是韵律的魅力。古诗的平仄韵脚，将汉语的顿挫回环之美发挥到了极致。沈德潜云：“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象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说诗晬语》）叶恭绰亦云：“第文艺之有声调节拍者，恒能通乎天籁而持人之情性”（《古槐书屋诗序》）的确如此，诗词声情之美，既可悦听动情，又能强化记忆、有裨构思和欣赏，大增其美感。相似内容，有无韵律之助，高下立判。比如裴多菲的《自由 爱情》，茅盾、殷夫、孙用都有译本。茅盾1923年译自英语的文本是这样的：

    我一生最宝贵：/恋爱与自由。/为了恋爱原故，/生命可以舍去。/但为了自由的原故，/我将欢欢喜喜地把恋爱舍去。

    而1929年殷夫译自德文的文本则是：

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他把原来的六行压成四行有韵的古诗。却精华尽出，几乎有口皆碑了。韵律感在人们心目中已成为诗的基本要素，甚至积淀为根深蒂固的本能与潜意识了。试想王敦高吟阿瞒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以铁如意击打唾壶的豪情悲慨；东坡居士泛舟赤壁扣舷而歌“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时的出尘风度，是何等令人神观飞越。 此外，如诗艺之超妙，诗论之精深，诗风之普及，以及其美听易记、有助风雅等特点，都使它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首选。我想这大概就是其历劫不衰而常葆蓬勃生机的重要原因吧。

    生面话诗坛

  
    百年诗坛虽潮起潮落，但总是不断地向前推进着。早在一百年前，诗界内部即已涌动着革新的潮流。梁启超就是“诗界革命”的早期倡导者。他说“欲为诗界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夏威夷游记》）又云：“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饮水室诗话》）这里所说的“旧风格”，是指形式格律而言的。梁氏的主张是在保持固有形式的框架内，革新其内容。他与“犁庭扫穴”的胡适之不同，走的是一条渐进的“继雅开新”之路。当时颇受欢迎，风气所被，名作迭出。

    如康有为的《出都留别》:
天龙作骑万灵从，独立飞来缥缈峰；
怀抱芳馨兰一握，纵横宙合雾千重。

气势是何等轩昂壮伟。梁启超的《太平洋遇雨》：
一雨纵横亘二洲，浪淘天地入东流。
劫余人物淘难尽，又挟风雷作远游。
虽经困厄而不坠其擎云气概，固是伟人襟抱。

另如金松岑的《屈原》：
饮沆餐霞意自哀，三闾情种不仙才，
远游已涉青云上，犹为家山雪涕来。

严复的《人才》：
人才鹦鹉能言日，世事蝤蛑换壳时；
如此风潮行未得，老夫掩泪看残棋。

以及柳亚子的《空言》：
孔佛耶回付一嗤，空言淑世总非宜。
能持主义融科学，独拜弥天马克思。

无不想落天外，震灼古今，堪称诗林奇作。此时的词坛亦异彩腾骞，各具胜景。如吕碧城的《金缕曲 纽约自由女神像》：
值得黄金范，指沧溟，神光离合，大千瞻恋。一簇华灯高擎处，十狱九渊同灿。是我佛，慈航舣岸……花满西洲开天府，算当时、多少头颅换。铭座右，此殷鉴。

    这是何等的境界、笔力，与何等超迈的历史眼光。

    夏承焘先生的《玉楼春。观国庆焰火翌日同马一浮、谢无量乘机南归》：

    归来枕席余其彩，龙喷鲸呿呈百态。欲招千载汉唐人，共俯一城歌吹海。 天心月胁行无碍，一夜神游周九塞。明朝虹背和翁吟，应有风雷生謦咳。

   此词作于天安门观礼归来的飞机之上。缩千秋于一瞬，纳万象于毫端，自古词林，无此境界。

    寇梦碧的《水调歌头。献给南极考察队勇士》：

    鹏翼藐沧海，飞渡向阳轮。凿开长夜混沌，人外辟乾坤……两万里涛狂吼，十二级风怒扫，龙性岂能驯。打破八寒狱，放我浩然春。

    词作于1985年我国考察队建成长城站时。健笔振迅，真有笔雄万夫之力。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这些诗词都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诗歌杰作，可是却都被打入另册，长期见弃于主流文学之外，这难道公平吗？除此之外，新文学的一些主将如鲁迅、郁达夫、闻一多、郭沫若等，也都创作了一批深受大众欢迎的旧体佳作。最为吊诡的是坚决反对旧诗的胡适，仍不时技痒，写了一批旧诗。据唐德刚说：1960年胡适把新写的《冲绳岛上口占。赠钮惕生先生》交给他。诗文如下：

冲绳岛上话南菁，海浪天风不解听。
乞与人间留记录，当年朋辈剩先生！

    并催他抓紧“与钮惕老联络，赶快把这段历史纪录下来。”（《胡适口述自传》）更有意思的是，胡适在《谈谈适之体诗》一文中坦承，他用《好事近》词牌填的《飞行小赞》就是“胡适之体”并说：“（这）不是新路，只是我试走了的一条老路。”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反了一辈子旧诗的胡适之先生，却没有能走出旧体诗的“阴影”呢？还是毛公泽东最痛快、本色。他对陈毅说：“少时不为新诗，老来无兴学。觉旧诗词表现于感情较亲切。新诗于民族感情不甚合腔，且形式无定，不易记，不易诵。”（《夏承焘学词日记》64年12月21日）。至于毛泽东本人的诗词，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胸襟气度施之于笔墨，其境界之高远，影响之深广，自不待言。在那万马齐瘖的年代里，他的作品成了撑起诗坛天宇的大柱，发挥了延续一线生机的巨大作用。

    粉碎四人帮以后，国步更新，百花齐放。传统诗词重获生机。特别是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以后，各地诗会、诗社如井喷一样涌现，诗词刊物遍地开花。几乎凡有井水饮处，都有吟咏声。二十多年来，学会从理论建设与创作交流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全国性的理论研讨会开了二十三届。它正本清源，就当代诗词的地位与作用，继承与创新等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提出了“倡今”“知古”，“求正”“容变”的主张。并号召诗人们适应时代、深入生活、走向大众、做一个发挥艺术个性、表现时代风采的歌者。二十年间精品力作不断涌现。有的作品已编入教材。如刘征的长诗《红豆曲》被刻石立碑。有的诗词风行海外。如赵朴老的汉俳，风行日本。甚至深得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激赏，他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时接连不断地写了一百首汉俳。通过大赛来激励创作，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许多名作就是这样产生的，如王巨农的《观北海九龙壁》：

久蛰思高举，长怀捧日心。
也曾鳞爪露，终乏水云深。
天鼓挝南国，春旗荡邓林。
者番堪破壁，昂首上千寻。

    通篇比兴，以龙为喻，来写小平南巡的重大历史意义。此诗举重若轻，浑化无迹。这就是92年举行的金榜集大赛的抡元之作。另如甄秀荣的《送别》诗：

南国春风路几千，骊歌声里柳含烟。
夕阳一点如红豆，已把相思写满天。

    “夕阳”以下两句十四字，空灵荡漾，把凄迷的别绪表现的如此缠绵，以小形大，妙到了毫端，成为传诵一时的佳句。重头巨制如李成瑞的《千人断指叹》写工人安全得不到保障而酿成的悲剧。欧阳鹤的《镕基赞》写朱镕基总理亲民与刚毅的品格，可谓栩栩如生。马凯的《九八抗洪组曲》写军民同心抗击洪水的大智大勇、气吞山河的史诗性场面，都令人感奋不已。

    在传统诗词如何寻根原生态、接轨文艺新潮方面，也有可喜的收获。比如中年诗人蔡世平的《蝶恋花。昆仑兵歌》：
铁色昆仑谁啸傲？血铸黄昏，石垒行军灶。煮个天狼餐饿饱，崖峰队伍鹰呼早。

    诗人在构思上摒弃了没有棱角的套话。用浓墨重彩凸现景物的原生态之威狞气势。并运用错位、活用与变形的手法强化意象，以大烈度冲击读者的感官，使你为之怦然心动。这类手法在传统诗词中是簇簇生新，带有突破性的。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这是赵翼的名言。吴之振亦云：“两间之气，屡迁而益新。人之心灵意匠，亦日出而不匮。故文者日变之道也。夫学者之心日进，斯日变；日变，斯日新。一息不进，则为已陈之刍狗--盖变而日新，人心与气运所必至之数也。”说得多么透彻!当代诗词在全国诗友的共同努力下，已经走出低谷，出现了初步的繁荣。但是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多数情况下，还未能摆脱圈内热闹圈外冷的局面。真正能打动人心、弄潮时代引领前进方向的诗作还是太少了。如何解决好继承和创新的问题十分重要，这取决于我们对博大精深的诗词文化之各种元素、层次、发展趋势的正确了解，并通过碰撞、解构和融合而获得发展与创新。我们要大力提高诗人的创作水平，提倡不同流派的竞争。要加强理论队伍的建设，还要培养一支高品位的读者群体。通过三方面的良性互动，努力将当代诗词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盛世倡诗，此其时矣。让普天下的诗人们舒彩笔、吐心声，谱写出金声玉振的诗篇，把当代的吟坛装扮得更加生机勃勃无限光鲜吧！（来源：中华诗词学会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