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体诗词的现状与未来

♦  钟振振

    “旧体诗词”在当代仍然生机勃勃地活着。

    中国古代产生的多种文体，在当代的命运各不相同。就其存活状态而论，大致可分三类：

    第一类，死亡或基本死亡了。例如八股文，科举制度一废，就没有什么人再热衷地去学习它，做它，现今更是无人问津。又如杂剧、南戏、文言长篇小说，当下似乎也不见有人染指。

    第二类，还活着，但病弱或衰老了。例如辞赋、骈体文、文言散文、文言短篇小说、散曲，虽然也时时有人弄笔，但作者人数不多，作品篇数不多，佳作那就更少。

    第三类，不但活着，而且还生机勃勃。例如古体诗、近体诗和词，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旧体诗词”。当然，就活力程度而言，仍有差别。大抵近体诗的活力最旺盛，词次之，古体诗又次之；近体诗中，七绝、七律的活力最旺盛，五绝、五律次之；古体诗中，歌行的活力最旺盛，乐府、五古、七古次之。至于古体诗中的四言诗、骚体诗，近体诗中的排律，古近体诗中都有的六言诗等，它们目前的存活状态，严格说来应划入第二类。本文所指称的“旧体诗词”，为了论述的方便，暂时把它们摒除在外。

    凭什么说“旧体诗词”在当代“不但活着，而且还生机勃勃”？有事实为证：群众性的创作热潮方兴未艾。全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华人社会，有相当数量的诗词创作社团；国内从中央到各省市县乃至大小基层单位，也有为数众多的诗词学会或诗社词社；各种诗词刊物、出版物不断涌现；至于“独行侠”式的诗人词人，在网上发表作品或自印诗词稿互相交流者，更是难以胜数。作者人数以百万计，遍及全国各地、世界各洲；且基本覆盖了各行各业、各年龄段。每年都有各种不同规模、不同主题的诗词赛事，参加者成千上万，参赛作品少则数万、多则十数万。从作者、作品的绝对数量来看，恐怕不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所能比拟的。哪怕99.99%的作品写得很一般，甚至稚拙，总还有0.01%的佳作吧？仅就笔者个人很有限的阅读，也完全可以编它一本《今诗三百首》、一本《今词三百首》，而且不见得比《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逊色多少。囿于篇幅，无法大量举证，这里随手拈出诗友杨逸明先生（50多岁的中年人）的一首七律《元宵节漫笔》：

闹市观灯遍绮罗，小斋闲坐欲如何？水仙一室清芬气，酒鬼三杯潋滟波。
今夕倾城放花炮，几时寰宇息干戈！书生且把幽帘梦，包入汤圆手自搓。

    颔联巧借“花炮”之“炮”与“枪炮”之“炮”同其字面而用途大相径庭，一用于和平，一用于战争的特质，构成极富想象跨度和艺术张力的对仗，由国人欢度佳节，竞放花炮，联想而及世界上还有国家和地区处在战争状态，炮火连天，从而发出“几时寰宇息干戈”的悲天悯人之叹。在使用冷兵器进行战争的古代，诗人不可能产生这样的联想。这样的诗句，只有近现代诗人才写得出来，但却不见有人写过。尾联尤为新奇难得。元宵节吃汤圆的风俗由来久矣，可是有哪位诗人想过把“梦”包进汤圆里去？更何况，这“梦”还不是一般的梦，而是对于世界和平、人类团圆的美好期盼。其胸怀之博大，构思之新颖，表达之奇妙，难道是唐人能够涵括得了的么？

    “旧体诗词”为什么在当代仍能生机勃勃地活着？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来探讨一下古代产生的其它文体为什么会死亡、病弱或衰老。

    八股文的死亡，主要是因为它纯属明清两代封建统治者为牢笼知识分子思想而用行政手段推广的一种科举考试文体，形式僵化，缺乏张力、弹性，又属议论文，大大限制了文学形象、审美表达的用武空间。因此，即便是在它炙手可热的鼎盛时期，作者大多也只把它当作敲门砖，一旦敲开了官场的大门，就和它拱手“拜拜”，此生不复制作。

    杂剧、南戏的死亡，主要是因为它们受音乐、表演制约的程度太大，一旦唱腔失坠，不再能够演出，也就没有人费心费力地去创作新的剧目了。
 

    文言长篇小说的基本死亡，主要是因为篇幅巨大，而一般当代小说家使用文言（尽管只是浅近文言）的功力和熟练程度还不足以达到游刃有余，一般读者的文化水平也不足以让他们读起此类语言风格的作品来感到轻松自如。没有什么人写长篇小说是为了自娱，或在小范围的同好之间交流，作者总是希望拥有尽可能多的读者。写起来吃力，读起来也吃力；读起来吃力，读者人数便不会多：作者吃力不讨好，何苦来哉？
 

    辞赋、骈体文、文言散文、文言短篇小说的病弱或衰老，主要是因为它们须在不同程度上使用较文言长篇小说更深奥古雅的文言（骈体文还要求通篇对偶，调配平仄，铺陈典故），故虽然篇幅不算大，而对没有受过太多古汉语训练的当代人来说，创作和阅读的难度还是要比文言长篇小说大很多。总体来说，它们所需要使用的文言语汇数量，比诗词更多；对国学“学问”的依赖程度，也更大。又，它们对语法的要求更严格，许多文言虚词不可或缺，而要掌握和娴熟地驱遣众多用法灵活、捉摸不定的文言虚词，比使用文言实词更困难——这只须看不少使用频率较高的文言实词原封不动地被现代汉语“收编”，而多数文言虚词却因“桀骜不驯”，遭到了被“遣散”的命运，便可知道的。

    散曲的病弱或衰老，原因比较特殊。套曲且不论，只曲（尤其是只曲中的小令）的写作难度并不比词大，可为什么它在当代的遭遇竟远不如词呢？这只能用它兴起较晚，且从来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进入主流社会，跻身于“雅”文学的行列，从而获致相当多数士大夫文人的参与，产出大量作品，形成强劲的影响来解释。也就是说，本来它在古代的活力便不算怎样旺盛，所以也别指望它在当代能够焕发青春。

    现在，我们可以对“旧体诗词为什么在当代仍能生机勃勃地活着”的问题给出合理的解答了。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表达内容的空间较大；形式方面虽有一定的规范乃至格律的束缚，但并不僵死，富于弹性和张力；在长期的发育过程中，虽有些体裁受到过音乐的“哺乳”（例如乐府诗、绝句和词），但早已“断奶”，成为完全能够自立的案头文学样式；对读者人数众寡的期望值并不太高，因为很多作者的写作目的只是“自得其乐”，有三五同好互相观摩、欣赏，于愿足矣；篇幅较为短小或适中，易于成篇，且便于记诵、传播（句式较整饬或音韵较铿锵的体裁，如五七言绝句、五七言律诗和词，其便于记诵、传播的因素，还应该加上一条：朗朗上口）；在语言的运用上，可以选择唐宋以来比较接近现代汉语的词汇，且语法较灵活，不需要多少文言虚词来串联；并不十分要求作者有“学问”，只要有一定的“才华”和“见识”便可；自唐宋以迄近代，作者队伍庞大且名家辈出，作品数量甚巨且经典迭现，其影响力、吸引力、示范力都不可估量。

    “旧体诗词”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生机勃勃地活着。

    鉴于“旧体诗词”（重申一遍，主要指古体诗中的乐府、五古、七古、歌行，近体诗中的五七言绝句、五七言律诗，词；古体诗中的四言诗、骚体诗，近体诗中的排律，古近体诗中都有的六言诗等，又当别论）具有上述种种特点、优点，笔者大胆断言：它们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生气勃勃地活着，甚至永远都将生气勃勃地活着！

    上述“旧体诗词”中的那些体裁，古老者如古体诗中的乐府、五古、七古，产生于汉代，距今已2000多年；年轻者如近体诗中的五七言绝句、五七言律诗，如词，定型于唐代，距今也已超过1000年。试想，那些已经存活了一两千年的文学样式，经历了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剧烈的、一再的社会转型，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剧烈的、一再的文化转型，到了当代仍然生机勃勃地活着，我们难道还能对它们那强大的生命力存有任何怀疑么？更何况，用这些体裁所进行的创作，在当代并没有得到过国家行政机构的大力提倡；各中小学几乎没有，甚至就连大学的中文系也极少有或很少有把它列为必修课的；其作者也不大听说有谁因此而被中国作家协会吸纳为会员，或更幸运地因此而进入“吃公家饭”（由国家开工资）的专业作家的行列；发表作品，通常没有稿酬，如果碰上想靠编辑诗词书刊发财的“文化商人”，还得自掏腰包——好比旧时晦气的爹娘嫁女儿，不但收不到分文“彩礼”，倒要赔一笔可观的“嫁妆”。在这样被社会各界忽略、“边缘化”的情况下，它们仍能生气勃勃地活着，我们实在没有理由杞人忧天，担心它们在将来会变成“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中华诗词学会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