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辛亥革命人物群略论

周 波 翦 甜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整整一百周年了。它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从真正意义上开启了中国社会意识现代化的闸门。一百年前，在这一结束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治历史的革命斗争中，常德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常德，为这场革命斗争培养输送了大量的人才，擎起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掀起反封建斗争的高潮，奠定民主共和国确立的基础。

    辛亥革命时期，常德革命志士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无论起义前后，他们都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在辛亥革命的准备阶段、武昌起义和保卫首义成果，以及各省的光复斗争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常德志士的身影，从而形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英雄群体。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军事人物，或为核心，或是中坚。毋庸置疑，均出色地担当起了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


    一、辛亥常德人物群质、量分析

    （一）、定量分析

    作为一个群体，常德辛亥革命人物在数量上凸显出比较明显的优势，其事迹足以影响那场革命的多达24人，按照籍贯划分分别是：武陵区4人，刘复基、林支宇、何来保、梅景鸿；鼎城区4人，赵必振、余钦翼、戴修瓒、陈强；桃源4人，宋教仁、覃振、胡瑛、唐伯球；临澧2人，林修梅、林伯渠；石门4人，林德轩、龚柏龄、李执中、申悦庐；澧县5人，蒋翊武、黄贞元、龚霞初、杨载雄、夏国瑞；慈利1人，王正雅。上述24人，有2人（宋教仁、蒋翊武）被列入“辛亥百杰公示”名单，约占1%。有10人（宋教仁、蒋翊武、刘复基、覃振、胡瑛、林修梅、龚霞初、林德轩、余钦翼、陈强），被列入215个“辛亥革命有影响人物”名单，约占5%。有2人（林修梅、覃振）葬于岳麓山辛亥风云人物墓葬群，二人均系国葬。有18人（宋教仁、蒋翊武、刘复基、覃振、胡瑛、林修梅、李执中、龚霞初、林伯渠、赵必振、唐伯球、龚柏龄、林德轩、林支宇、戴修瓒、何来保、夏国瑞、申悦庐）是《常德市志·人物》传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曾发行过两套辛亥革命纪念邮票，每套3枚，宋教仁是其中“辛亥革命著名人物”之一。


    辛亥革命常德人物群按照在革命中各自所担当的任务划分，其中政治类12人（宋教仁、胡瑛、黄贞元、赵必振、李执中、何来保、夏国瑞、戴修瓒、申悦庐、林伯渠、覃振、梅景鸿），军事类12人（蒋翊武、刘复基、林修梅、杨载雄、龚柏龄、余钦翼、林德轩、唐伯球、陈强、龚霞初、林支宇、王正雅）；按照武昌起义爆发时所处的地域划分，则处于中心有10人（宋教仁、蒋翊武、刘复基、胡瑛、黄贞元、夏国瑞、杨载雄、余钦翼、陈强、龚霞初），处于外围的有14人（赵必振、李执中、龚柏龄、覃振、林修梅、林德轩、戴修瓒、申悦庐、林伯渠、唐伯球、林支宇、王正雅、何来保、梅景鸿）。


    （二）、定性分析

    我们的关注点更多的是辛亥革命常德人物群在革命中（武昌首义前后）的活动和贡献，或者说是在那场革命中无可替代的作用，从而得出24人彪炳史册的历史功绩是这一群体质量优势的结论。


    宋教仁：1882~1913年。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同时也是近代湖南人才群体中的核心人物和典型代表。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的缔造者，是中华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1903年，与黄兴发起成立华兴会，担任副会长。1904年，宋教仁与胡瑛等联络湖北进步学生吕大森等在武昌创办“科学补习所”（华兴会外围组织），运动湖北新军进行革命。10月，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1905年，在东京协助孙中山先生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复兴会等革命组织以及在日中国革命志士成立同盟会，当选为司法部检事长。1910年7月3日，宋教仁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部同盟会。鉴于孙中山在南方边疆省份领导的多次起义未能取胜，宋教仁主张把活动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根据他提出的“在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大举，设立政府，然后北伐”的战略方针，中部同盟会决定在武昌首先发难，在湖南、湖北、南京、安徽和四川等地响应的军事计划。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与黄兴联袂抵汉，一文一武，亲密合作。黄兴领导阳夏保卫战，宋教仁主持制订《鄂州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性质文件）。同时，为了维护革命党人在湖北军政府中的领导权威，宋教仁与蒋翊武、田桐等人积极谋举黄兴为大都督，对统一革命意志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宋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之后，同盟会内部分歧加剧，他临危受命，当选为总务部主任干事，成为同盟会实际上的主持人。1912年8月，联合其他革命团体，将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欲在中国实行内阁政党制。


    蒋翊武：1885~1913年。1909年，与刘复基同投武汉新军，发起组建文学社，在湖北新军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为辛亥首义在武昌爆发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1911年，在刘复基等人的协助下，蒋翊武积极促成了文学社与共进会的合并，并被推举为武昌起义临时总指挥，促成了湖北革命阵线的大联合。其时任起义总参谋长的孙武在汉口试制炸药失事，武汉军警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形势相当危急。蒋翊武认为“再无他法，只有前干，或可死中求生”，当即草拟了起义的第一道作战命令，促使起义在仓促爆发的情况下有序地走向成功。其后，积极襄助莅汉指挥的民军总司令黄兴，“其军事设施，多出自蒋翊武之策划”。汉阳失守后，蒋翊武临危受命，任护理(代理)总司令，坐镇指挥，在武昌保卫战中取得了“劫强敌，守危城”的成绩，牵制了北洋两镇的精锐兵力，有力地支持了其它地区的斗争。


    刘复基：1883~1911年。1909年春，与蒋翊武同赴武汉，共同创建军队中的革命团体文学社。促成文、共两团体结合。具有极强的协调能力，多次成功地调解革命团体内部成员之间的矛盾，随时化解各种意外事件，深得人心。两团体联合成立起义总指挥部之后，被举为常驻军事筹备员。蒋翊武随军驻防岳州之后，“军中计划多由尧微(刘复基)统筹”，为起义准备了详尽而周密的计划，奠定了首义成功的基础。


    宋、蒋、刘3人是武昌首义的核心人物。其余21人或者参加了起义，或者响应了起义，或者极力捍卫胜利果实。现择曾直接参与了其间一线军事斗争的人物的主要功绩分述如下。

    胡瑛，华兴会、同盟会元老，萍浏醴起义参与者，文学社、共进会两团体合并时，为政治筹备员，首义后任军政府外交部长。


    杨载雄，文、共两团体合并时任军事筹备员，首义后任第六协统领，战功卓著。

    黄贞元，文、共两团体合并后任军事筹备员，蒋翊武任民军代理总司令时黄任参谋。
余钦翼，为湖南新军第一师师长。为策应武昌起义，率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小吴门，直捣巡抚衙门。此后又率师北伐，增援武昌，迫使武昌新军缴械投降。

    龚柏龄，1911年12月31日参加“直隶新军起义”，时任新军营长。

    林伯渠，1911年8月，受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派遣，前往湘西北策反西路巡防营。

    龚霞初，任军政府高级参谋兼前敌司令官，指挥所部与清兵激战七昼夜，卓有战功。

    覃振，任湘桂联军督战队队长，率部援鄂。不久，奉宋教仁之命，策动同乡人罗寿亭潜入南京，督促沪宁铁路路工许殿爵(桃源县人)率路工与平素联络的幕府山炮台官兵1000余人，攻打南京。

    林修梅，武昌起义时任混成第三协第三营管带（相当于营长），跟随焦达峰在湖南首先响应，于10月22日光复长沙。

    陈强，同盟会员，也是黄兴“丈夫团”成员，参加了保卫汉阳、反攻汉口诸战役。

    林德轩，武昌起义成功后，林德轩率新军在四川响应。11月27日，向全国宣告四川独立。中华民国成立后，任总统府警卫旅旅长。

    夏国瑞，随湖南第二次援鄂军到武昌，担任《民心报》报馆主任，对黎元洪的倒行逆施大肆揭露，多有制约。

    李执中，汉阳被清军攻破后，长沙受到威胁。向湖南都督谭延闿提出攻打荆州，以“围魏救赵”。随即回常德募兵两个营，并说服同在常德募兵的清政府贵州按察使王正雅反正。

    王正雅，武昌起义爆发后，于12月3日率部会同宜昌军司令唐牺支围攻荆州。

    梅景鸿，武昌起义爆发后，联络胡善恒、胡善思、赵听秋等数十名青年在常德响应。于10月24日成立常德军政府，是辛亥革命时期湘西北唯一的军政府。

    二、辛亥常德人物群关系厘清

    二十多位从常德走出的辛亥志士从不同方面，以不同形式参与了辛亥革命，或多或少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他们共同形成了一个人物群体。这个群体的成员之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1.首先从地缘关系上分析。前文已从地域上按籍贯划分了。这种更小范围的“老乡”情谊，在外省、外地的斗争区域显得更为亲密。林修梅、林伯渠两位不仅是临澧代表，更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堂兄弟，二人感情自不用多说。宋教仁、覃振、胡瑛是桃源同乡，自参加革命活动之日起，三人无论身在何处，总是保持联系，共同奋斗，曾一度被人们并称为“桃源三杰”。而唐伯球是在同乡前辈覃振的介绍下加入中华革命党的。申悦庐也是在乡贤李执中的影响下接触到革命思想，走上反帝反袁的道路。同来自澧县的黄贞元、龚霞初、杨载雄在武昌首义战争中，一直伴随在同乡蒋翊武左右，为蒋得力助手。

    2.从求学经历上来看，有着同学、校友关系的不在少数。同在漳江书院求学，宋教仁、覃振少年时代即已结下深厚的同窗之谊，后又同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法（宋、覃、胡），一起组织发起抗议日本政府驱逐中国留学生的活动，胡瑛被推选为中国留学生总会代表。而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堂更是为辛亥革命培养了大批精英人才，24位中有8位是此间学生，占1/3强。他们是林伯渠、蒋翊武、夏国瑞、黄贞元、龚霞初、杨载雄、梅景鸿、覃振（覃当时为常德官立中学堂学生，该学堂为西路师范之附中。而覃自始即参与蒋等西路师范学生的反清斗争，故在此归为一类）。
其中，蒋翊武、黄贞元也是澧县官立高等小学堂的同窗。后来，蒋亦是通过老同学黄贞元的介绍进入军队。杨载雄与蒋翊武从小就是同窗好友。1898年，他俩一同游学到临澧县梅溪桥深造，拜该县名士蒋作霖先生为师，并结识了同学林修梅、林伯渠等人，开始接触维新思想。

    这些青年们在学生时代即已志同道合，不顾一切走上以斗争推翻封建王朝专制统治的革命道路。覃振，1904年因发表反清言论，被学堂开除，被当局通缉。蒋翊武、黄贞元、梅景鸿、龚霞初等因参与华兴会起事，被西路师范开除学籍。

    3.当时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们，绝大多数都参加过各种革命团体（会党）。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下列五类情况。

    （1）参加过1900年唐才常领导的自立会的有：何来保、赵必振（自立会常德负责人），宋教仁、胡瑛、覃振（自立会常德分会“富有山堂”）。
    （2）华兴会会员有：宋教仁、胡瑛、覃振、刘复基、梅景鸿、蒋翊武、黄贞元、龚霞初、杨载雄。（其中，宋、胡与黄兴等同为“科学补习”所领导人）。
    （3）同盟会会员有：宋教仁、覃振、胡瑛、刘复基、蒋翊武、梅景鸿、李执中、陈强、林修梅、林伯渠、林德轩、林支宇。（其中，胡瑛、刘复基、龚霞初曾为日知会会员）。
    （4）文学社成员有：蒋翊武（社长）、刘复基（军事筹备员）、胡瑛（政治筹备员）、杨载雄（军事筹备员）、黄贞元（政治筹备员）、龚霞初（政治筹备员）。
    （5）中华革命党党员有：覃振、林修梅、林伯渠、林德轩、李执中、唐伯球、林支宇。

    4、从武昌首义的发动、响应情况来看。文学社6位成员是武昌起义的当然参与者，宋教仁人虽然不在武汉，但是时刻与指挥部保持联系，并在起义爆发后第一时间赶到武昌，参与武昌保卫战及军政府筹建事务。

    在全国各地积极响应的有：夏国瑞、陈强、覃振、李执中、王正雅、梅景鸿、余钦翼、林德轩、林伯渠、林修梅、龚柏龄等12位。

     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参与“二次革命”反袁斗争及嗣后孙中山领导的一系列护法护国运动的有：林修梅、林伯渠、林支宇、林德轩、陈强、龚霞初、夏国瑞、黄贞元、李执中等9人。

    5.翻阅20世纪初的中国革命史，发现那个时代的中国革命党人与日本有着不解之缘，许多革命志士都有着旅日经历。特别是领袖孙中山，在其革命生涯的前半生中，更是将主要经历放在日本等海外联络工作上，同盟会总部也是设在东京，中华革命党亦是在日本成立。这固然与当时国内斗争的残酷环境不可分，但也表明当时的日本是中国先进分子学习的对象。

    在24位常德辛亥志士中，去过日本的有16人。按照赴日的缘由可分为两种：
    一是求学。余钦翼、林修梅、林伯渠、陈强、戴修瓒、夏国瑞、李执中、申悦庐、林支宇。
    二是受迫害流亡。赵必振（自立军起事受迫害）。
    因华兴会起事后流亡的有：宋教仁、覃振、林德轩、胡瑛、刘复基等5位；
    黄贞元（1913“二次革命”后）。

    这一时期的日本东京，一方面是中国革命志士聚集同盟之场所，也是各种起义失败之后的避风港。以覃振为例，他在1904至1914年间曾5次往返日本，其中1904-1906年三年间更是4次潜渡东京。
    1904年，因发表反清言论造通缉潜往日本；
    1904年底，因华兴会事泄被迫前往日本；
    1906年，公葬陈天华后再赴日本；
    1906年，策应萍浏醴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

    这24位常德人物，在辛亥风云中积极投身革命，拯民族于危亡时，树榜样与后来者，影响并改变了中国历史。而在亲手创造的历史时代里，他们的表现、结局又是怎样呢？大概可分为三类。

    一是受到清廷、反动军阀迫害致死(8位)。
    何来保：1900年自立军起事失败后被清廷杀害。
    刘复基：1911年10月9日武昌起义前夕就义。
    宋教仁：1913年被袁世凯暗杀于上海火车站。
    蒋翊武：1913年9月在桂林被军阀陆荣廷杀害。
    梅景鸿：1914年被袁世凯爪牙汤芗铭杀害于长沙。
    王正雅：1920年在护国运动中遇刺身亡。
    夏国瑞：1925年被军阀汤子谟杀害。
    龚霞初：1927年遭人陷害，在长沙狱中饮鸩。

    二是因革命失败或政治失意后病逝（6位）。
    林支宇：北伐后游离无依，寓居上海。1930年病逝于江西。
    胡瑛：为蒋介石诘难，寓居汉口，经济拮据。1933年病逝于南京。
    陈强：因不满蒋介石行径，未任军政实职。后生活贫困，1933年病逝于嘉禾。
    黄贞元：蒋翊武牺牲后追随孙中山，后返乡从事教育事业，曾创办湖南私立翊武中学。1948年病逝于澧县。
    余钦翼：不满袁世凯称帝，1913年解甲归田，发展实业。曾收丁玲为义女。1950年病逝。
    杨载雄：不满蒋介石叛变革命，返乡发展教育事业。1952年去世。

三是终身参与革命斗争、以身报国。（10位）
林修梅：追随孙中山历经护法护国运动。1921年病逝于广州。1938年国葬于长沙岳麓山。
李执中：追随孙中山，曾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病逝于常德。
林德轩：追随孙中山，为蒋介石所忌。1927年积劳成疾。去世后，南京国民政府派员在其家乡石门为其举行国葬。
龚柏龄：1940年，在抗日战争中牺牲。
覃振：追随孙中山，坚持革命斗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7年病逝于上海。后国葬于长沙岳麓山。
赵必振：长期从事教育事业。1956年病逝于长沙。
戴修瓒：参加大革命、积极抗日，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务院参事、九三学社中央委员。1957年病逝北京。
林伯渠：追随孙中山，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1960年病逝于北京。
唐伯球：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兼湖南省政协副主席。1960年病逝于长沙。
申悦庐：长期从事教育事业，曾任省政协委员。1970年逝于长沙。

    三、辛亥革命常德人物群成因详解

     其实自19世纪中期湘军崛起，湖南人才进入鼎盛时期，湘西北重镇常德也是人才辈出。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十多年里，常德涌现出了为数众多的高质量人才，并且呈高度集中的态势。为什么这一时期常德能够产生如此众多的高素质人才呢？原因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     1、荆楚文化与湖湘文化的历史传承为常德人才的兴起提供了精神上的渊源。    常德位于湘西北，南通长沙，北连荆襄，受到荆楚文化和湖湘文化的双重影响，造就了常德人英勇、果敢、智慧、经世致用的爱国情操。     常德东临八百洞庭，古属云梦泽，又有屈原沧浪行吟，宋玉贬谪九澧，荆楚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情怀在沅澧大地上代代相传。常德赛龙舟祭奠屈原的习俗在唐朝即已非常隆重。对于贬谪至封地的宋玉，常德人也充满同情和敬佩。这种爱国精神在乡土意识的集结下酝酿，演化为近代仁人志士追求理想，舍生取义的实践，“救亡爱国”是其中最重要的主题。在王朝版图上，湖南湖北同属湖广行省，两湖自古为一体，交通不便的古代，有不少士子会选择经宜昌入荆襄，到武昌学习、应试。“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常德的有识之士不乏爱国热情，在国家危亡的时刻，自然奋起自救，掀起革命浪潮。     不同于荆楚地区偏重于精神上的忧国忧民，常德人勇于任事，用斗争赢得革命成功；有别于湘南志士“霸蛮”硬拼的血气，常德人懂得适时变通，以智谋减少流血牺牲。有一个小故事，1908年前，同盟会在国内领导的几次起义，屡遭失败。恰此时，江苏藩台瑞澂丧偶，托人选美续弦。宋教仁得知此消息，通过在瑞澂身边作账房的同盟会员，将一位江南美女嫁给瑞澂作如夫人。这位姓廖名克玉的夫人，其实是同盟会安插在藩台大人身边通风报信的人。说来也巧，自此瑞澂步步高升，一直做到湖广总督，坐镇武昌，直辖湖南湖北。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瑞澂惊慌失措，召亲信紧急磋商。有人主张“坚守待援”，有人提出外出避险。瑞澂正拿不定主意，廖夫人劝其离开，才决定往兵舰上躲避。总督出逃，群龙无首，驻军撤离，才使得武昌起义能够如此顺利取得成功。     2、经济的繁荣、教育的昌盛为人才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湖广熟，天下足”，这是南方富庶的美称。常德襟江带湖，位于洞庭湖平原，素有“天下粮仓”、“鱼米之乡”的美誉。早在6000多年前，澧水流域的先民就会种植水稻，并以此为主食。在这片清水洹洹，沃野千里的湘北大地上，稻、茶、油、豆、棉、木、鱼类出产较多，物产丰富。特别是康熙年间，清政府减轻赋税，提倡筑垸围垦，常德水稻生产有较大发展，成为著名产米区之一，汉寿沧港是全省三大米市之一。至迟在唐代，就相当发达，交易繁荣，是湘西巨镇。明代常德城更有“富强甲湖南”之称。     “仓廪实而知礼节”，丰衣足食的常德人重视教育，致力培养人才。民众自发自办私塾。清道光二十年(1840)，常德城市每坊衢约一所私塾，农村每乡或村一所私塾。当时．安乡县有私塾1130余所，在校学子2000余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龙阳县（今汉寿县）在推行“新式教育”后，仍有私塾250所，学子7000余人。还有不少义学，供贫苦家庭的孩子接受教育。而官办的书院也为数不少。清末，常德境内共有书院13所，如漳江、龙池、德山、朗江、道水等，名师汇集，人才辈出。桃源漳江书院瞿方梅任山长时，阐发黄宗羲《原君》之民主大义，以开民智，成就甚众。宋教仁、覃振、胡瑛等皆其高徒，誉称“桃源三杰”。     常德南与益阳交界，水路经沅水入湘江可抵省会长沙。在近代湖南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湖湘文化经世、爱国的内涵在不同的时期有着特定的导向作用。戊戌变法时期的湖南，是清王朝改革的重要省份，巡抚陈宝箴大力支持变法改革，新式学堂相继成立，使湖南成为洋务运动的舆论宣传阵地，同时也为中国近代革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这一时期，湖湘文化不仅给常德志士带来了经世致用的人生哲学，更为他们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带来了民族主义思想的启蒙。     1902年，常德知府朱其懿和被罢官在家的维新人士熊希龄，在常德城内北门玛瑙巷创办湖南公立西路师范讲习所，第二年改为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堂，开创沅江、澧水流域师范教育，也是湘西北第一所高等教育学堂，在全省三路师范学校中（其余有长沙的中路师范学堂、衡阳的南路师范学堂），它也是发起最早的。第二年，知府朱其懿又创办府立官办常德中学堂，为西路师范的附中。新式学堂取消各种象征君权、礼教的牌位，废止祭祀，忠君的观念逐步为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代替，同时出国留学也成为热潮。由于广大学生有机会广泛接触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所以办学以兴实业，读书以救危亡，成为常德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追求。也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新学风的熏陶，仅常德城的新式学堂就走出了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武昌起义的两位主要领导人——蒋翊武、刘复基；培育了数位象宋教仁、覃振、林伯渠这样的民主革命家。     3、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水陆交通为近代资本主义思想的传播与革命斗争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沅水给常德带来了天然的便利，历史上，整个湘西北、湘西南学子去京城、武昌读书，都要经过常德，当年凤凰的熊希龄、沈从文、黄永玉无不从这里出入。新学堂兴办，湘西二十八州县共建一所师范学堂——西路师范学堂，设在常德，湘西子弟绝大多数要来常德读书。     依托在沅水独特的区位优势，进可深入湖南内陆，外可通江达海，交通便利，易于接收外界信息，常德成为近代湘西社会文化变革的思想阵地。以西路师范为中心的新式学堂是常德辛亥人才革命思想形成的大本营，宋教仁、覃振等是民主革命思想的先驱。1903年底，身为常德中学堂学生的覃振即在常德朗江图书馆开幕大会上慷慨陈词，发表革命救国演说，驳斥官绅忠君护清思想。当局以其鼓励造反为由将其开除学籍，覃散发传单，宣传革命，轰动全城。     由于交通条件较好，1906年，常德被辟为“寄地港”，允许西方列强的轮船开展运输业务。交通的发展不但带来了帝国主义更直接的侵略，也带来了东京、上海等地出版的进步书刊，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开始在常德更加直接、广泛地传播。当时，西路师范附近有一家启智书局，专门贩卖香港、上海等地出版的新书。西路师范的学生经常课余群集于书局门口，阅读书籍、交流感悟，并在僻静之所集会、讨论时事。为做好进步青年的思想工作，刘复基、蒋翊武又在校外祗园寺设立湘西革命机关，存放各种排满革命之书报，如《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浙江潮》等，秘密进行民主革命思想宣传。     沅江南下长沙，北通武昌，桃源、常德、益阳都在一线上，常德革命志士早期活动都是通过沅江往返。1900年，自立军起事，常德为左路军，由桃源人陈犹龙统领（陈同时负责汉口总会机关军务），以发行“富有票”为掩护发展会员。在此前，杨吉陔在武陵县河袱主盟发展接纳宋教仁、胡瑛、覃振等为富有山堂会员。常德的水陆交通便利，易于进出，对会党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并且在起事时便于及时响应。而这些“会党”成员，在革命时期，大多数成为革命党人，参加了湖北、湖南，以及常德本地的革命活动。（其实湖南革命党人大都是一批“会党通”，不少革命党人包括黄兴、刘揆一、刘道一、宋教仁、谭人凤、刘复基等人都参加过会党，因而自革命团体华兴会成立之日起就一直把主要精力用于联络会党，一般采取设外围组织的方式进行。华兴会刚成立，便在会外另设“同仇会”，“专为联络会党机关”。所谓“同仇会”实指共同仇恨清廷之意，“同仇会”基本上把湖南20多万会众联合起来了）。     1904年，华兴会成立，准备趁慈禧过寿之时举事。宋教仁负责筹措资金，频繁往返于常、长两地。并在沅江上联络刘复基等，嘱刘负责常德事宜。     4、沅澧水利水患的长期斗争塑造了常德人团结、顽强、认真的意志品质。    常德与水相伴，趋舟楫之利，同时也深受江湖之患。据《常德市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大事记”记载，仅1848～1911年63年间，便发生了8起足以载入史书的洪水，平均8年一次。1849年大水造成龙阳（今汉寿）县死者上万，史称“己酉大荒”。1908～1911年连续四年大水，连地势较高的桃源木塘垸也被洪水冲决。因此我们可以说，常德人是在忧患中度过的，与洪水作斗争成为常德人与生俱来的使命和不可推卸的责任。     每逢夏季，大雨不止，洪水暴涨，堤垸溃决。此时，四里八乡，家家户户精壮劳力都会被征调或自觉走上堤垸参加抗洪抢险。无论乡绅贵族还是贫民百姓，年富力壮还是老弱妇孺，皆以抗洪保卫家园为最大唯一目标，摒弃纷争，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洪水退后又自强不息，团结奋斗，重建家园。这种千百年来由共抗水患而形成的精神，使得常德人在革命的潮流中积极改造自然和社会，具有勇于争当先锋，敢为天下先的开拓、创先精神。     在这种精神熏陶之下，常德人无论在家奋斗还是出门在外，都讲团结、识大局，往往会形成一个个以某个著名人物为核心，其他同志戮力协助的集团力量。以宋教仁为例，他在漳江书院读书时，周围就已团结了一批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有识之士，比如他在漳江书院的同学胡瑛、覃振等，并且三人还于1899年同时入会党参加自立军起事。刘复基亦是闻其大名，有意结交。1904年，华兴会准备发动全省反清起义，宋教仁来常德筹备，发展刘复基、蒋翊武、胡瑛、梅景鸿等人加入华兴会，刘、蒋等随即积极协助筹措起义事项。起义失败后，刘、梅不顾被清廷抓捕、学校开除的危险，设法筹集盘费，密租小船一只，送宋教仁逃离常德，转赴日本。在日本，宋教仁忙于同盟会事宜，也没怠于发展会员之事，林伯渠、刘复基即在此时被介绍加入同盟会。桃源同乡李星次、李和卿兄弟更是大力相助。可以说，在宋教仁的引领下，刘复基、蒋翊武走上了革命道路，而蒋、刘二人又聚集和带动了黄贞元、梅景鸿、杨载雄、龚霞初等人。在核心人物的指导之下，从自立军起事到武昌首义，常德辛亥人才群体现出层层递进、不断拓展的趋势。     辛亥革命是19世纪的世界、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一百年后的今天，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发生了巨变。常德由沅江边的一个小城镇，到如今人口600万，城区面积近100平方公里，公路、铁路、航空运输齐全，工、农、商、贸并进，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居于全省前列。这是常德儿女共同努力的成果。那些为了今天的成就而牺牲、奋斗过的英雄们，常德人民从来不曾忘却。常德是一个崇拜英雄的城市。屈原公园、渔父阁、渔父中学、抗战纪念牌坊、抗洪纪念碑……这一处处场馆，是常德人民为了纪念英雄而特地建造的，每逢重大节日，都会组织群众、学生集体前往参观学习。     在近代，以宋教仁为首的常德人才群体能够走出常德，挽救民族于危亡。今天，常德人的视野应该更加广阔，科技迅猛发展，工业日益发达，世界逐渐融为一体，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乃至全人类的文明将走向什么样的道路，常德人会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值得大家研究、思考。
 （作者单位：常德市委党史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