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郎江上唱歌声--谈谈刘禹锡和竹枝词

——在第六届中国常德诗人节屈原刘禹锡研究高峰论坛的演讲

云 扬
 

    刘禹锡几次被贬，前后共达23年，占据了他整个中壮年时期。

    刘禹锡第一次被贬，是宪宗皇帝上台，连年号还没来得及改，就把搞永贞革新的一批官员全部降职赶到边远地区做州司馬，这是唐史中有名的“二王八司馬”事件。八司馬里面有两个大文学家，刘禹锡和柳宗元。刘禹锡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柳宗元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州司马是什么官？台湾《国语词典》解释：“唐朝每州置州司马一人，多以贬斥官员任之，徒具虚衔而无实际职掌。”州司马这个官很小，不到七品。白居易诗中“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青衫，唐时最低品级官员的官服。

    一贬就是十年。刘禹锡在这十年里写下近两百篇诗文。

    《旧唐书 •刘禹锡传》中说：“刘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

    这说明，刘禹锡在朗州开始向民歌学习，革新创作。集中表现在《竞渡曲》、《采菱行》等。《采菱行》题下有注：“武陵俗嗜采菱，岁秋矣，有女郎盛游于白马湖，薄言采之，归以御客。古有《采菱曲》，罕传其词，故赋之以俟采诗者。”
我们先看《采菱行》五首中的两首：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彩鸾翔。
荡舟游女满中央，采菱不顾马上郎。

争多逐胜纷相向，时转兰桡破轻浪。
长鬟弱袂动参差，钗影钏文浮荡漾。

    这是刘禹锡刚开始学民歌，乡土韵味还不是很浓，但是与他三十五岁之前的诗作相比，情调已经大不相同。

    他从这里开始，二十三年中不断地深入巴山楚水民间，依骚人之作，写出了大量的曲、谣、杨柳、竹枝等等，终于在群星灿烂的唐代诗坛独树一帜，开创了新的诗体、诗风。从一定程度上讲，可以说是朗州，我们今天的常德，成就了刘禹锡。

    刘禹锡回长安不足一个月，就被贬到连州任刺史，又是六年。连州土著有瑶族，刘禹锡就把瑶族的风俗人情写进自己的诗歌：

蛮语钩輈音，蛮衣斑斓布。
熏狸掘沙鼠，时节祠盘瓠。

    “时节祠盘瓠”，是描写当时当地的瑶族人以盘瓠为其图腾。据《后汉书．南蛮传》记载：盘瓠为帝高辛氏所畜犬，其毛五彩。时犬戎侵暴，帝募能得犬戎吴将军头者，妻以少女。后盘瓠衔其头来，帝即以女配之。盘瓠负女入南山石室，子孙繁衍于南方山地。

    刘禹锡在连州所写的一些诗，今天可以成为民族学民俗学研究的作证资料。

    刘禹锡第三次贬谪是做夔州刺史。

    在夔州的建平（今重庆市巫山县）他看到听到当地巴人的一种民间歌舞，《竹枝词序》这么记载：“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音。”

    巴人，就是现在土家等少数民族的先辈，人人会唱人人爱唱的有一种歌，边唱边舞，有领有和，这种歌舞我们现在看不到了。宋朝有个诗人，叫孙光宪，他所作的竹枝词中，有这么一首：

门前春水(竹枝)白频花(女儿)，
岸上无人(竹枝)小艇斜(女儿)。
商女经过(竹枝)江欲暮(女儿)，
撒抛残食(竹枝)饲神鸦(女儿)。

    从这首词中我们可以依稀看到巴人歌舞的影子。每句第四个字后衬以“竹枝”，每句句末衬以“女儿”。但是这两个衬词的确切意义，并不同于现代汉语词义。有学者考证，这它们只是代表歌舞时群相随和声音，但记的什么音已经不知道了。而且古代巴人歌舞肯定不叫竹枝词，叫什么也无从知道了。竹枝词，是后来文人学习仿照巴人歌创作的一种新诗体的名字。竹枝词的得名，就缘于巴人歌第一个衬词。

    刘禹锡继承屈原作《九歌》的传统，学习模仿巴人歌创作他的竹枝词，正像他自己所说，“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作《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扬之。” 除这九首之外，还有两首，其中最有名的是：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有论者认为，这首作于常德，那就更说明是常德成就了刘禹锡。

    我们再看两首：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从来诗中都是用花比喻女子，刘禹锡却借鉴民歌用花比喻男子，说男人的心意象花红易衰那样容易变，别开生面，另有一番风味。另外象“红花”、“花红”回文，也是民歌常用的手法，象“郎”、“侬”这样的口语词汇引进诗中，别的诗人那里绝少见到。

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
个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

    猿的叫声很凄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可是真正让人愁断肠的，并不是由这个声音而来。很明显，原生态的民歌不会这样凝练集中这样另含深意。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刘禹锡在学习民歌基础上的升华创造。

    刘禹锡是不是第一个学习民歌创造文人竹枝词呢？倒也不是。

    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最权威的乐府诗总集，是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其中记载着最早的一首竹枝词：

帝子苍梧不复归，洞庭叶下荆云飞。
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

    谁写的呢？中唐前期的诗人顾况。

    顾况之后，白居易写过四首竹枝词，那是在他48岁任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时期。白居易与刘禹锡同岁，白居易在四川忠州的时候，刘禹锡还在广东连州，所以这四首应该比刘禹锡的竹枝词早。

    我们先看其中的两首：

瞿塘峡口水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
唱到竹枝声咽处，寒猿谙鸟一时啼。

江畔何人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
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

    通州（今四川达州）司马指的是元稹，说明元稹也写过竹枝词。元稹留诗作近200首，可是其中没有竹枝词，他的竹枝词没流传。

    在刘禹锡之前，我们从文献记载能查到的竹枝词，只有顾况一首白居易四首共五首。加上刘禹锡的十一首，可以说流传下来最早的竹枝词就是这十六首。

    我们从这十六首可以看出，正是因为竹枝词是直接学习模仿民歌而创作的，由此派生出三大特点：第一，地域特色非常鲜明；第二，百姓生活气息非常浓厚；第三，不象七绝那么格律严。这三大特点，后来的竹枝词，从唐宋到明清一直到现在，始终如一地保持着，而且越来越发扬光大。
我们先说第三条不象七绝那么格律严，这个最容易看出来。

    我们再重新看刘禹锡的这首竹枝词：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四句都是平起，明显不是绝句。他的十一首竹枝，除了“杨柳青青江水平”一首之外，其他十首如果按绝句要求，全都不合格律。清人宋长白《柳亭诗话》说：“竹枝，人多作拗体”。可见，竹枝词的拗体特色，成为它与七绝诗体的重要区别之一。这种特色，给了它广泛流传发展的便利条件。由于格律较自由，束缚较少，作者易于掌握，有广大的写作队伍，而且最受老百姓的欢迎。据竹枝词研究家们估计，从唐至今，竹枝词的创作遍于全国各地，无论是通衢都市还是穷乡僻壤，甚至达于海外，作品至少有十几万首。

    前两条，地域特色和生活气息，我们结合起来说。竹枝词从巴山蜀水三峡发源，这十六首中，“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瞿塘峡口水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都是那一带特有的地域风貌。而“山桃红花满上头”、“巴人夜唱竹枝后”，都是那一带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至于“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更是婉转地唱出青年男女的感情波澜，生活气息浓郁醇厚得令人陶醉。

    为了说明其中的生活气息，我们再看刘禹锡的一首竹枝词：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
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

    我们比较一下，“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很美，美在给人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而“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是另一种美，美就美在它不是远离人间烟火的仙境，它明明白白就在我们的身边。山坡上是一层层桃花李花，山头白云缭绕处是冒着炊烟的人家，多么温馨，多么现实。“银钏金钗来负水”，女人们下山来背水，男人们呢？“长刀短笠去烧畬”，什么叫“烧畲”？播种前把田地里的荒草荆棘烧掉，这就是刀耕火种啊。除了刘禹锡的《竹枝词》之外，还有哪一位诗人哪一首诗歌，把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少数民族巴人的劳动生活描绘得这么生动这么亲切？

    北宋诗人黄庭坚评价说：“刘梦得《竹枝》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

    清代翁方纲评说刘禹锡“以竹枝歌谣之调，而造老杜诗史之地位。”

    我们刚才说过，从唐至今，竹枝词的创作推广到了全国各地，诗人们都有意识地学习刘禹锡，大量运用口语、俚语和地方乡音，形成浓厚的乡土韵味和生活气息。

    比如这么一首老北京竹枝词：

叫卖出奇声彻霄，街头客店任逍遥。
胡梳坠什捎家走，十个铜板拣样挑。

    后两句就是小贩的叫卖词，“捎家走”，“拣样挑”，就是老北京、河北地区的土话。“叫卖出奇声彻霄”，老北京的小贩就是这么吆喝，只有这样出奇的高声，才能打进深宅大院，让那些住在紧里院的太太小姐们听见，打发丫头出来买他的东西。
象这样抓住地方风物特点的竹枝词，我们再举一首晚清广州的：

蕉叶青青蕉子黄，晓妆茉莉鬓边香。
双趺如雪满街走，黑辫红绳未嫁娘。

    诗后有注：“粤俗，未嫁女虽二十余，皆辫，不梳头。” 趺，脚背。“双趺如雪满街走”， 说明什么？那个时候广州的女孩是天足，北方内地裹脚的陋习还在延续。

    大量的竹枝词，通俗易懂，根本用不着分析，只要一读，浓烈的生活气息就扑面而来，时代风貌跃然纸上。

    唐以后直至今天，中国诗坛的十几万首竹枝词，形成一道壮观靓丽的风景。作为艺术，它们扎根生存的土壤，自然是诗人们各自的时代和社会生活；而如果我们追根寻源，找它们传承的源头，能找到谁呢？顾况白居易吗？虽然他们的竹枝词更早一些，但不是后世竹枝词作者宗法的典范。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看白居易四首竹枝词中的另一首：

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
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

    就艺术水平来讲，当然很高，它的音律符合竹枝词的特点，“蛮儿巴女齐声唱”，也确实是当时三峡一带的风土人情，可是“愁杀江楼病使君”，这还是一个士大夫的愁啊，与一般七绝所表达的情感有什么区别呢？与蛮儿巴女们的喜怒哀乐有什么关系呢？文人味太浓，几乎没有了民歌的影子。如果沿着这个路子写下去，就绝无可能形成今天如此蔚为壮观的竹枝词大潮。

    而刘禹锡创作的竹枝词，篇篇写的是当时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情感。“志土风而详习尚”，几乎是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民歌的优良传统，又完全剔尽了其中的粗鄙，代之以文人的精致和优雅，民歌色彩与文人诗的韵味水乳交融。所以，诗界从来认定，只有从刘禹锡这里才能探寻到竹枝词的源头。

    那么，竹枝词大潮的奔涌波涛，最初始的涓涓细流，毫无疑问起于朗州。今日常德人引刘禹锡为家乡的骄傲，自有充足的理由；反过来，说常德成就了刘禹锡，亦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