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人的格律诗，至今仍在模仿刘禹锡

♦  刘见华

    在历史上贬谪到湖南的文人官员中，刘禹锡是比较凄惨的一位。住茅屋，水土不服，眼病严重，“中年似老翁”，妻子也病逝于此。这个感情丰富的人，用大量的诗文描述了他的所见所感，他悼念亡妻，“行于野”、“行于途”、“入于居室”的睹物思人，他自读医书为小儿治病的慌乱 与惊喜，千百年后依然历历在目、如身临其境。

    2012年12月18-19日，常德寻刘禹锡。没能见那一曲《竹枝词》，或许只有那惊喜与惶惑，千百年后，依然共鸣。

    他带着老母和怀孕的妻子，从洛阳匆匆南下

    在公元804年八月之前的那些日子里，一代“诗豪”刘禹锡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得意的一段时光。

    刚三十岁出头的他，就与柳宗元等成为朝中掌权的王叔文、王伾的心腹，过于得意的刘禹锡，也“颇怙威权”、“任喜怒凌人”，以至于京师人士不敢指其名，时号“二王、刘、柳”。

    但好景不长，新的皇帝宪宗十分厌恶他们，将“二王、刘、柳”等八人全部贬到地方当刺史，毫无预感的刘禹锡被贬到连州（今广东连州市）。他回了一趟老家洛阳，带着老母和怀孕的妻子，还有愿意跟随的堂兄一家，匆匆投南而来。

    同时代的韩愈，在《燕喜亭记》中详细记载了从中原到岭南的行走路线：
 

    从今湖北省丹江口市进入汉江，“出荆门”，直抵荆州，下长江，“过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直至岭南。
 

    但就在刘禹锡刚到湖北、湖南交界处时，宪宗皇帝觉得还不解气，又把他再贬到朗州（今常德）当司马，当时的司马，甚至是专门用来安置被贬官员的。


    2012年12月18日，常德刘禹锡研究会的符乐农，用他的常德口音介绍，接到再贬敕令的刘禹锡，只好折返回来，大约在今湖北公安、江陵一带，转道入朗州。

    这一来，就是近十年，从34岁到43岁，刘禹锡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是在常德度过的。符乐农说，来常德，使朝廷少了一个志得意满的年轻官员，却使常德多了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写于常德的诗文有200多篇，占其一生总量的四分之一，也是常德“成就了刘禹锡”。

    一个用洪水冲来的木料建起的茅屋遗址，和一座1998年抗洪的纪念碑

    常德是一个易遭水灾的地方，方志中常见“沅水暴涨，没城五尺”、“朗州五溪水溢，漂万余家”、“常德府城没一丈五尺”的记载。

    2012年12月18日，常德城东沅江边上，矗有1998年抗洪的纪念碑，碑顶上3块赭红色“人”字形巨石，叠成“众”字，直指沅江上游，意为“众志成城”。

    一千二百多年前，刘禹锡带着两个家庭、约十余口人到朗州时，这里也刚发生过一场洪涝，“生人禽畜，随流逝止”。但这次灾难，却帮了他一个小忙。

    地方政府没有给他提供住处，多亏了洪水沿沅江冲下来的大批木料（那时多在江上放排），刘禹锡才用这些木料在城东江边盖了他的“陋室”——几间茅屋，他和老母妻子、堂兄一家十口人，就挤在这茅屋里。

    这里“百草当门茅舍低”，前临沅江，后绕竹篱，旁边是大片的枫林与橘树，秋日，还有红艳的枫叶可看。

    但刘禹锡居此，看中的是旁边的招屈亭，那是后人为纪念屈原而建的，因为屈原也曾浪迹至此，他的《九歌》就作于此。因为相似的人生际遇，刘禹锡来到朗州，第一个使他心仪，并产生情感共振的人，就是屈原大夫。

    这城东招屈亭，简直是他表达自己情感的天赐之地。

    八柱八角、碧瓦红身的招屈亭俯视着沅江。据符乐龙介绍，府志中的“府东一里，前瞰大江”的招屈亭已毁于常德会战，2000年重修的招屈亭只是作为一个象征，并不是原貌修复。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因有传唱千古的刘禹锡《陋室铭》，常德人把这招屈亭旁的茅屋作为刘禹锡当年的陋室。虽也有安徽和县（刘禹锡后来也在那为官）建了陋室和刘禹锡故居，但符乐龙给常德找的理由是，刘禹锡在和州已非闲职的司马而是有着实权的刺史，属于地方最高长官，其住宅条件必然是地方最高级别的，而不可能蜗居陋室。

    不管怎样，陋室和招屈亭，已经是常德的一个符号了，符乐龙的办公地点、刘禹锡研究会就在附近的排云阁上，进门大厅里就挂着《陋室铭》。这排云阁，也是因刘禹锡的“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而名。

    没有良医可求，他不得不“看方理病源”，给自己和家人治病

    湖南文理学院教授刘梦初形容刚到常德的刘禹锡，“从车水马龙、繁花似锦的京都，贬到不毛之地，住在低矮草房里，无论生理还是心理，他都无法适应”。同时，这里少数民族杂处，与中原官话多不相通，“南音谁复听”，刘禹锡“岁中三百日，常恐风雨多”。

    从小体弱多病的刘禹锡，到朗州后，潮湿与瘴疠经常使他肢体疼痛，眼病严重，“看朱成碧”，而且使他落下终身的病根，视力下降很快，到晚年不得不“废书惜眼力”，靠减少看书甚至不看书来保护视力；病疮疼痒，不绝于身，折磨得他“中年似老翁”。蛮荒之地没有良医可求，他不得不自己替自己“看方理病源”，到后来居然也“药性病多谙”，成了半个良医。

    怀孕的妻子到朗州后生下一子，但婴儿生下来后就得病，“热疮发于臀腿间”，“涂以诸药，无益”，病情加重，“昼夜啼号，不乳不睡”，刘禹锡只得自己读医书，用蛋黄、头发的偏方治疗，“果如神立效”。

    本是迫于无奈而学医自救的他，后来还据此编写了一本医书《传信方》，并在国内及朝鲜、日本等地流传。

    从阴山而来的马因不服水土而死，葬马处，今惟有沅江悠悠

    招屈亭边有老码头，在沅江大桥修成以前，它还是两岸轮渡的地方。刘禹锡研究会的毛欣法已70多岁，但自觉身体还硬朗，夏季时会从这里游过对岸，在水里还能看到码头上的石刻。

    贬来朗州时，刘禹锡还带着他的坐骑。这匹马，不是从市场上随意买来，而是他专门跑到今内蒙古阴山脚下的牧场挑选来的，虽然不高大，但温顺、聪明。他在朝中当官时就骑这匹马上下朝，同僚们都是三四匹马轮换，他却只骑这一匹。

    这匹马也陪伴着他跋山涉水来到朗州，但却因不服水土而死，伤心的诗人将它葬在城东一口泉边，并写了《伤我马词》，同时又借马自悼，说马是因为南方的山岭沼泽不适合奔腾而“莫得申其所长”，“不得其所而死”。

    这里是城东，一口泉，已不知何处，惟有沅江悠悠。

    妻子病逝于此，孤独的诗人，为所有伉俪祝福

    2012年12月19日，匆匆赶来常德司马楼。楼在柳叶湖边，仿唐样式，以刘禹锡的“朗州司马”而名，三层阁楼，屋面采用褐青色琉璃瓦。湖面辽阔，寒冷的下午，少见人影。

    这是刘禹锡的送别之地。楼前有刘禹锡的铜像，铜像一侧是两只白鹤，一只低头沉思，一只展翅欲飞。

    白鹤的形象源于刘禹锡的那句“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那被认为是意境脱俗，最能体现他“诗豪”风格的诗。

    然而，这种“诗豪”之风只是少数，他更多的还是“孤臣本危涕，乔木在天涯”之叹。

    在朗州，他无时无刻不在向往着回去。来此的第二年，顺宗大赦天下，刘禹锡以为自己至少可以转到家乡的洛阳一带，就致书给同情他的宰相杜佑，称自己家里还有“籍田可耕”，老屋也没有毁掉，希望能够回老家居住，也可以拜一拜先人的坟墓。但宪宗皇帝对他们这批人怀恨极深，下诏“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到809年，“八司马”中的程异被召回，刘禹锡感觉似乎又有了曙光，他一面跟程异说“一朝复得幸，应知失意人”，提醒他不要忘了一同被贬的老朋友；一面上书时任宰相武元衡，请求宽恕，无奈武元衡虽在个人情感上同情刘禹锡，但政治观点却与他相左，只寄给他衣物进行慰问，不愿他重回京城。

    一再谋求转机的刘禹锡却一再受挫，精神苦闷，过着“岁更周流，时极惨舒”的生活。其间，他的夫人曾提示他找宦官头子薛盈珍走走关系，被刘禹锡严词拒绝。他没有想到，妻子却最终病死朗州。

    司马楼前1200平方米的亲水平台，有新人在拍婚纱照，天气寒冷，衣着单薄的新人不时地哆嗦。

    妻子亡故后，刘禹锡写下《伤往赋》，他孤苦无依，独自行走，走到哪里都是痛苦，在田野里看到种田的农民有妻子送饭，在道路上碰见小商贩夫妇一同扛着东西，甚至“两两相比”的昆虫也让他伤感。回到家里，孩子尚小，没有母亲照料；走进卧室，抚过妻子用过的梳妆台、镜子等，又“痛人亡兮物改其容”。

    因为他的拒绝而使妻子呆在朗州并逝于此，他怀有深深的歉疚，因此，他希望，看见这篇文章的人都要“增伉俪之重”。

    孤独的诗人，为所有伉俪祝福。

    已不见，那一曲《竹枝词》

    没有见到想象中的《竹枝词》歌舞。

    一千二百多年前，正处于苦闷中的刘禹锡在郊外看见青年们“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那是一种带着山野气息的民歌，唱的人扬起衣袖起舞，虽然唱词杂乱，但音乐跌宕婉转，十分动听，谁能唱得多，就是胜者。

    刘禹锡嫌歌词鄙陋，又想到屈原以楚地风俗作《九歌》，就学着作《竹枝词》，改编它的曲调和歌词，“教里中儿歌之”。一时间，朗州地方的溪边、山洞等地所唱的夷歌俚曲，“率多禹锡之辞也”。它还传播到洛阳、长安等地，《竹枝词》也成为唐教坊曲名。

    常德刘禹锡研究会的毛欣法说，刘禹锡将《竹枝词》完成了从本地民歌到文人诗歌的转化，这个痕迹就是，今天常德的古典诗词创作者们仍然在模仿刘禹锡的方法，用口语创作格律诗。毛欣法也有他的《竹枝词》，它们与民歌的区别是，它们有格律，而民歌是不合格律的。

    当年的刘禹锡该是仔细地聆听这山野中的民歌，观察了那歌唱的青年男女的神态。“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那是一个少女，她爱着一个人，可还没有确实知道对方的态度，因此既抱有希望，又含有疑虑；既欢喜，又担忧。

    一千二百多年后，已不见，那一曲《竹枝词》。消失的，不仅仅是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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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州之后：贬谪生涯前后二十三年，死后按惯例，朝廷追赠他为尚书

    在朗州过了近十年的贬谪生活，815年，刘禹锡被召回长安。但在京城的玄都观里观赏桃花时，作了《游玄都观》诗，写下“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把千株桃树比作朝廷中的新贵，那些新贵们都是我被贬后才爬上高位的啊！

    这惹恼了宪宗，刘禹锡又被贬更为偏僻荒凉的播州（今贵州遵义），此时他的母亲已生病，接到命令后“惊惧失次”，也埋怨自己做事欠考虑，以致“动必招悔”。御史中丞裴度以刘禹锡母亲生病为由求情，宪宗则说为人子更应当谨慎，“勿贻亲忧”，因此刘禹锡更应重责；沉默了一阵，宪宗又语气缓和，“朕所言，以责为人子者”，但不想“伤其亲心”，就将刘禹锡贬到条件稍微好一些的连州（今广东连州）当刺史。

    于是，刘禹锡又带着老母幼子，经先前来过的路线南下入岳阳市，过洞庭，溯湘江，在衡南县转陆路，经耒阳、郴州，过临武县桂岭，到达连州。

    但刘禹锡母亲最终还是去世于连州，好友柳宗元从柳州派人去吊唁，在刘禹锡带母亲灵柩回老家洛阳守丧时，又突然接到柳宗元病卒的消息。按照柳宗元遗书，刘禹锡为其抚养孤儿，编集遗稿。

    之后，刘禹锡又被贬为夔州（今重庆奉节）、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从朗州开始，贬谪生涯前后二十三年。

    到828年，再次召还时，他又作了一首《重游玄都观》诗，说“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不无自得地宣称，我刘禹锡又回来了！对于他这种自得，当时的人也“嘉其才而薄其行”，刘禹锡于是被外放出去做苏州刺史。相对来说，苏州是个富庶的地方，只是远离朝廷中枢。

    刘禹锡生命的终点是在老家洛阳做太子宾客的闲职，公元842年，他71岁时病卒于洛阳，按惯例，朝廷追赠他为尚书。

    鸣谢常德市委宣传部，常德市刘禹锡研究会，常德德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原载《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