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肖 德 华 中国古代文学有表现医学内容的传统。《诗经》中引用的药名达41种;屈原的《离骚》中也描写了大量的芳香中药,如:白芷、木兰、宿莽、菌桂等。历代诸多文人与医家纷纷将中医药文化与养生观念嵌入到诗文之中,吟咏医药,阐养生之道;针砭医弊,赞杏坛名流;药名联句,含蕴而成趣,使中医药文化和古典诗词文化历经千百年相互渗透融合,共同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健康向上的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禹锡继承了这一传统,在诗文中多有涉及医学知识和文化的内容。如:《楚州开元寺北院枸杞临井繁茂可观群贤赋诗因以继和》: 僧房药树依寒井,井有香泉树有灵。 翠黛叶生笼石甃,殷红子熟照铜瓶。 枝繁本是仙人杖,根老新编瑞犬形。 上品功能甘露味,还知一勺可延龄。 这首诗是宝历二年(826)冬,刘禹锡罢和州刺史,路遇白居易并行经楚州见枸杞井,而与群贤赋诗因以继和之作。传说,唐代润州开元寺里有一口井,井旁长有很多枸杞树,高有一、二长,根盘结粗壮。寺里人饮此井水,面色红润,至80岁而头不白,齿不掉。道家典籍《续仙传》记载:有个叫朱孺子的人,幼年开始修道。有一天,他在溪水边看到两只花犬,觉得很奇异,就去追赶,但两只花犬跑到枸杞树下就不见了。于是,他掘开泥土,发现枸杞的根与花犬十分相像,便把枸杞根煮而食之,不久后竟飞升上天得道成仙了。刘禹锡借这两个典故,意在渲染枸杞的功效,“上品功能甘露味,还知一勺可延龄。”在中药中,枸杞为上品之药,补肾益精,养肝明目,补血安神,生津止渴,润肺止咳,道家推崇为延年益寿之“仙药”。 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诗歌唱和最多。有一次,白居易写了一首咏老诗赠刘禹锡:“与君俱老也,自问老何如?眼涩夜先卧,头慵朝未梳。有时扶杖出,尽日闭门居。懒照新磨镜,休看小字书。情于故人重,跡共少年疏。唯是闲谈兴,相逢尚有余。”表现出一幅老态龙钟之象。刘禹锡以《酬乐天咏老见示》回复: 人谁不愿老,老去有谁憐。 身瘦带频减,发稀冠自偏。 废书缘惜眼,多炙为随年。 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 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刘禹锡承认人老的自然规律,主张多养生保养,看得开一些,认为比在文宗朝“牛李党争”、“甘露之变”中被贬黜和族诛的朝臣来说,我们幸运多了。结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更是豁达乐观,千古传颂。 刘禹锡研习医药的可贵之处,在于求可循之法,成卫生之功,而免于因无稽之事,迷入长生不老岐途。服食长生不老之药,古已有之。秦皇汉武皆受其蛊惑。唐朝尊奉道教佛教,文人雅士往往出佛入老,炼丹服石,每遭殒命金石之祸。与刘禹锡同时期的文士,如韩愈、元稹、白居易、柳宗元等或深或浅地陷入其中。刘禹锡虽也向佛好道,多与僧道之士交往,但只是求得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并不相信所谓长生不老之术。 他在《游桃源一百韵》诗中,对道教传说,瞿童得道成仙的故事极尽铺陈,不过是摹写神仙,兼及胸臆,寄意山林,解脱尘恼,实际向往的是“买山构精舍,领徒开讲席。冀无身外忧,自有闲中益。”“长生尚学致,一溉岂虚掷?”“青囊既深味,琼葩亦屡摘”,学习山林羽客超然静修养生,而绝非羽化成仙,长生不灭。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酬唱时,对他服食饵药以求长生之事,每在诗中予以开导。如:“不知何次道,作佛几时成?”(《乐天少傅五月长斋广延淄徒谢绝文友坐成睽问》),又在《闲坐忆乐天以诗问酒熟未》中说: 案头开缥帙,肘后检青囊。唯有达生理,应无治老方。减书存眼力,省事养心王。君酒何时熟,相携入醉乡。 他劝白居易多看医药书,注意医药和养生,调节好生理,不要相信什么“治老方”。白居易自己炼丹的技术不高,往往“烧药不成,命酒独醉”,故而塞翁失马因祸得福。韩愈、元稹、白居易、柳宗元等四人中,唯白居易得以寿终,活到了74岁。 文人们常年手不释卷,多患眼疾。刘禹锡也得过眼疾,他在《赠眼医婆罗门僧》诗中道: 三秋伤望远,终日泣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 婆罗门僧是印度僧人,说明当时中外医学交流已相当普遍了。自从西汉开通丝绸之路以后,从印度、波斯、阿拉伯及西域引入一些外来药材,如龙涎香、阿勃参、波斯枣、诃黎勒等。其中诃黎勒曾为刘禹锡治过赤白痢(《传信方》)。唐朝丝绸之路的往来更是达到繁盛时期,曾出现过首部外来药物的医药学专著《胡本草》。刘禹锡编辑的《传信方》也曾流传到日本、朝鲜等外邦。当时最受欢迎的是古印度的眼科医生。在印度佛教史上被誉为“第二代释迦”的龙树,由于医术高超,被称为“龙树菩萨”。隋唐人曾托名“龙树菩萨”撰写过一本《龙树眼论》的眼科专著。印度医生擅长外科手术,其中金篦决障术(用金针拨除白内障)最为知名。刘禹锡诗中提到的婆罗门僧,可能就是一位精通金篦术的眼科医生。白居易在《眼暗》诗中也曾提到这种眼科技术:“案上漫铺龙树论,盒中虚捻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 当时外国医生还能够通过开颅手术治疗不明原因的失明。《新唐书•梻菻传》云:“有善医,能开脑出蛊,以愈目眚。”所以,《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描写华佗用开颅术来根治曹操的头痛病,并非毫无根据的杜撰。只是曹操不懂医术,以为是谋害他,把华佗给杀了,造成珍贵的华佗医术失传于世。刘禹锡在《华佗论》中对这种残害人才的行为进行了痛斥和反思。他说曹操杀了华佗后,“至苍舒(曹操爱子)病且死,见医不能生,始有悔之之叹”。又说:“吾观自曹魏以来,执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杀材能,众矣……。”希望“前事之不忘,期有劝且惩也。” 刘禹锡在《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中说:“常思世人居平不读一方,病则委千金于庸夫之手,至于甚殆,而曰不幸,岂真不幸邪?甚者,或乘少壮之气,笑人言医,以为非急,昌言曰:‘饴口饱腹,药如我何!’所承之气,有时而既,于祷神佞佛,遂甘心焉。”大意是,常想世界上有些人平时不学一点方药,病来了就花巨资交于庸医之手,病的非常严重了,就说自己不幸,难到是真的不幸吗?更有甚者,乘自己年青气壮,笑别人谈医术,认为这不是什么急事,还宣称:“吃饱喝好就行,方药对我没有什么作用!”由于有这种认识,那怕生病了,情愿求神拜佛,也不去求医问药。刘禹锡进而提出:“万物不可无法,谓生不由养致,其诬乎!”“率以弭病于将然为先,而攻治为后”的养生防病思想。在这里,他从医学领域,对天命论,无所作为论进行了批判。 刘禹锡非常重视精神作用对人的健康的影响,这与他“天与人交相胜”的哲学思想是密切联系的。《天论》云:“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者。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他认为人是动物中“为智最大”者,“乘气而生”,不能听天由命,也不能无所作为,而要发挥“治万物”的能动作用。因此他“以为君子受乾阳健行之气,不可以息”(《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将刘禹锡与柳宗元寿命长短的原因作一对比分析。刘禹锡与柳宗元是挚友,刘禹锡比柳宗元大一岁,但刘禹锡活到了71岁,柳宗元只活到47岁,相差24岁。他们青壮年时期的经历是非常相似的。一同进士中第,一同参与“永贞革新”,一同贬远州司马(刘在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市;柳在永州,今湖南省永州市)。十年后,一同回京城长安,又一同再贬远州刺史(刘在连州,今广东省清远市连州县;柳在柳州,今湖南省柳州市)。那么为什么柳宗元会早夭呢?我分析,主要有如下原因: 第一,因政治迫害,被贬到南方僻州,精神压抑,生活、水土都不习惯。柳宗元生长在北方,少年时短期随父在南方待过。而刘禹锡生在南方,少年时期也一直在南方,所以比柳宗元要适应南方生活。 第二,亲人的相继逝世,对柳宗元心理的打击很大。柳宗元27岁时,原配夫人杨氏就亡故了。30岁时,其姐去世。到达永州贬所后不久,其母卢氏病故,他为自己拖累了家人而非常悲伤。相隔4年,其十岁的女儿亦不幸亡故。可想而知,这接二连三的精神摧残,人何以堪!其间刘禹锡在41岁时,其妻薛氏在朗州亡故,48岁时其母卢氏在连州亡故,只是没有柳宗元的亲人死得早,死得多。 第三,柳宗元比刘禹锡写作要勤奋。就拿他们当司马那十年来说,柳宗元写了400多篇诗文,大多是文章;刘禹锡只写了近200篇诗文,而且大部分是诗歌。刘禹锡显得比柳宗元性格要开朗活泼一些,他好游山玩水,弈棋、书法、音乐样样皆能。柳宗元长时间坐着读书写作,对身体自然有不良影响。 第四,刘禹锡学医起步较早,学得也比较精通。柳宗元是到永州后,因病才被迫学习医药的,而且学得也不太精。有一次生病,竟然被药商用老芋头充当茯苓而骗了。他当时非常气愤,曾在《辨伏神文并序》中痛陈此事。 纵观上述原因,精神上的因素应是主要的。这从刘禹锡与柳宗元诗歌所反映的不同情感和心境也可以表现出来。刘禹锡坚毅、豪放的性格表现在文字上,自有一股铮铮之气:“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咏史二首》)“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词二首》)“明日长桥上,倾城看斩蛟。”(《壮士行》),以至白居易以“诗豪”称之,而盛赞其森然诗锋。柳宗元虽然也时有“爪毛吻血百鸟逝,独立四顾时激昂。”(《笼鹰词》)的激愤之句,但其诗作的基调还是比较悲凉的。如:“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仿佛有一股孤寂、寒冷之气向我们袭来。
作者:肖德华,退休干部,常德市诗词学会和湖南省诗词协会会员 通讯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芷金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