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诗豪风骨探源

 ♦  邢 祁

    一代“诗豪”刘禹锡（772-842）离世已经一千一百七十多年了。遥想当年，先生以其耿介、雄健、豪壮之风骨独步于贞元、太和之间。同时代诗人白居易曾谓：“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其勃勃英气，由此可见一斑。一千多年来，先生诗文与人品风骨烛照人间，熠熠生辉；自宋以降，研究著述者灿若云霞，趋之若鹜；近年研究机构与纪念馆（所）如雨后春笋，遍及神州。探寻其中奥秘，一位前代古人为何具有如此之魅力？其诗豪风骨形成源流为何？本文拟作初浅探讨。

    首先，刘禹锡诗豪风骨形成与其家庭出身息息相关。《旧唐书（刘禹锡列传）》载：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人。祖云，父绪，仕历州县令佐，世以儒学称。另有资料说，刘禹锡乃匈奴族后裔，其七世祖刘亮随魏孝文帝迁洛阳，始改汉姓。其父刘绪是天宝末年的进士，曾先后担任淮西从事、淮西府盐铁副使等职。祖父刘锽，先曾任洛阳主簿，后转任殿中丞、侍御史，被追赠为尚书省祠部郎中。安史之乱后，刘绪因避战乱举族东迁，寓居嘉兴（今属浙江）。刘禹锡便出生在嘉兴这样一个世代为官且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弟。名士权德舆曾夸奖刘绪教子有方，称有“万石之风”。刘禹锡本人则称系中山靖王之后裔。无论刘禹锡是匈奴后裔也好，还是中山靖王后裔也罢，都可以找到刘禹锡耿介、雄健、豪放风骨之注脚。不难理解：马背上民族的后裔，狂放不羁；帝室之胄，傲岸不群。更有传说，刘绪为子取名，是取《尚书》中“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句中之意：即大禹疏通了洪水，造福了百姓，帝舜将一种叫“玄圭”的黑色美玉嘉奖大禹，来表彰他的巨大贡献，故为子取名“禹锡”。又因刘禹锡出生前，其母亲曾梦见“大禹送子”，故字“梦得”。少年刘禹锡从小受祖、父辈及儒家思想影响，耳闻目濡，自小立志高远，追求卓尔不凡，不甘人后。这为他日后世界观的形成和人生价值取向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其次，刘禹锡诗豪风骨形成与所受教育及先贤砥砺亦有关联。刘禹锡之前的士大夫阶层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与事业心，遵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文以载道”、“文官死谏、武官死战”之人生信条。孔子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孟子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屈原云：“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论语有云：“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南朝鲍照谓“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王勃谓“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更兼有“人有志、竹有节”、“人无刚骨，安身不牢”、“英雄流血不流泪”等古语久传于世；“苏武牧羊”、“文姬归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竹林七贤”中的嵇康与其千古绝唱“广陵散”等典故广为传播。刘禹锡生活在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弟，对以上至理名言及人物典故不可能不知晓，相反，他长期在以上氛围和语境中成长、历炼，其潜移默化的影响显而易见。因此，他的诗文和为仕经历便衍生出一种浩然正气，一种含英吐华的天地精气。

    第三，刘禹锡诗豪风骨形成与其所处的时代直接相关。刘禹锡一生历经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朝，是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时代。纵观其一生遭际，是时代赋予他“扶危亡于既倒、拯大厦于将倾”的历史使命，又是时代铸就他铮铮铁骨和政治家坚贞不屈的品格。此时的李唐王朝，已经病入膏肓。既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又有无药可解的经济问题；既有十分棘手的军事问题，又有弊端丛生的体制问题。一言以蔽之，既有内忧，又有外患。就内政而言，史学家公认有“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两大痼疾。安史乱后，中央对地方失控，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他们互相联姻，结党营私；收罗旧部，修城练兵；扩充势力，扣留贡赋；父死子继，擅称名位，自命官吏；私行杀戮，互相攻伐，无视朝庭节制与法令。德宗时期，藩镇割据的形势日益严竣。藩镇之乱，此起佊伏，迄无宁日。建中四年（783）十月，泾原兵奉前卢龙节度使朱泚，大举造反，德宗被迫出奔奉天，走梁州，直到兴元元年（784）4月，才得以重返长安。更有甚者是宦官专权。安史乱后，君主不信朝臣，宦官得以干政。肃宗时期的李辅国、代宗时期的程元振、鱼朝恩，以宦官之身执掌兵符，权力更大。德宗出奔奉天时，因窦文场、霍仙鸣“护驾有功”，归以二人为神策中尉，宦官主管禁军遂成为制度。以后，宦官以军权在手，又往往代行诏令，因此无所顾忌，干政益甚。到了后期，形成一种左右朝庭、独擅政权的可悲局面。他们掌握禁军、干扰政事、进退大臣，废立皇帝，无所不用其极，如唐宪宗被宦官陈弘志等所杀，敬宗李湛被宦官刘克明、苏佐明所杀；穆宗、文宗皆立于宦官之手。大和九年（835），27岁的唐文宗不甘为宦官控制，和李训、郑注策划诛杀宦官，夺回皇帝丧失的权力。11月21日，唐文宗以观露为名，欲斩杀宦官头目仇士良，结果被仇发觉，宦官大开杀戒，朝庭重要官员及其家人惨遭灭门。此次事变受株连被杀达一千多人，史称“甘露之变”。以后再历牛李党争、白马驿之祸，以至黄巢起义，朱温废唐哀帝自立为皇帝，改国号“梁”，史称后梁，唐朝正式灭亡。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危害之深、危害之广、危害之烈的恶果无以复加。与此同时，外患连年不断。回纥吐蕃觊觎中原，不断掠边陷城。广德元年（763）吐蕃犯边、径入长安，唐代宗弃都出走陕州，京师陷落，惨遭战火兵祸。“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站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内忧外患，耗费巨额资财。朝庭府库耗竭，州县贡赋锐减。老百姓流离失所，无法安居乐业。民生凋弊，人民苦不堪言。正所谓“海内困穷，处处流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土崩之势，忧在旦夕“（《全唐文》卷七四六）。刘禹锡就生活在这种危机四伏、乱象丛生的乱世。作为体制内的士大夫之一，他与这种体制有着千丝万缕割不断的联系，因此自觉地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与使命。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敏感前瞻，窥察到未来的祸患，努力寻求救国之道，敢怒敢言，即使孤军奋战也义无返顾。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的那样：“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尽管刘禹锡走过的人生历程，坎坷崎岖，有着太多的血迹和伤痕，但他有着奇迹般顽强的生命，奇迹般顽强的骨头。他是一个真正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人，是一个有坚定信仰不惜粉身碎骨的人，一个屡屡为掌权人物所不容的人，更是一个腰板和脊梁都挺直、永远不绝望的人。

    第四、刘禹锡诗豪风骨形成与其早年从政及积极参与“永贞革新”休戚相关。贞元九年（793），22岁的刘禹锡考中进士，一举成名。次年登宏辞科，24岁又顺利登吏部取士科，两年之内，三登文科，一时享誉京华。他自己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描述为“弱冠游咸京，上书金马外。结交当世贤，驰声溢四塞”（《谒枉山会禅师》）。他还在《子刘子自传》中自豪地写道：“是时年少，士林荣之”。由于才华出众，他29岁便入仕，先后授为太子校书、淮南节度使掌书记、京兆府渭南县主簿，不久经御史中丞李汶举荐，刘禹锡调任监察御史兼监察使，负责纠举百官、巡按州县、察视刑狱和整肃朝仪等职责。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也就是刘禹锡33岁那年，唐德宗死，太子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顺宗即位时已得中风不语症，但还是立即启用东宫旧臣王叔文（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王伾参与朝庭大政决策，并引韦执谊为宰相。王叔文主政后，刘禹锡得到重用，先后擢升为崇陵使判官、转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等，并进入中央决策层工作，成为二王革新集团的核心领导成员和耀眼的政坛新星。对于这段史实，《旧唐书·王叔文传》是这样记载的：“顺宗即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诰，皆出于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仪，言无不从……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刘禹锡在革新集团中位置靠前，甚至于和二王并列，叔文对其尊崇有加，言听计从；京师人士对刘禹锡如日中天的仕途更是不敢小视。《资治通鉴》卷二三六“顺宗永贞元年”进一步记述了当时中央政事的运行方式：“每事先下翰林，使（王）叔文可否，然后宣于中书，（韦）执谊承而行之。外党则韩泰、柳宗元、刘禹锡等主采听外事。谋议唱和，日夜汲之如狂，互相推奖”。由此可知，刘禹锡33岁即进入中央政权，并成为其核心成员。“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因而，“刘禹锡在这场伟大的变革中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也表现出了特殊的才干。他曾经日复数千信，每天缄封的面糊就要用去一斗面粉。他干练果毅，很有处理政务的才能，因此王叔文特别看重他，认为他有‘宰相器’”（刘梦初《刘禹锡朗州诗文研究》第七页）。“永贞革新”以改革当时弊政为目的拉开大幕，“对当时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政治改革，其主要内容有抑制藩镇势力，反对宦官专权与改革德宗朝各项弊政等。这些举措，‘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不仅严厉打击了宦官和藩镇的势力，还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以致百姓相聚欢呼大喜”（喻亮《永贞革新与刘禹锡》）。永贞党人厉已竭节，铲革弊政，简放冗人，节制国用，取得前所未有的重大成就。刘禹锡刀口起舞，出生入死，充满英雄气概和传奇色彩。但古语有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性高于人，众必非之”。永贞革新在唐宪宗和宦官、藩镇以及保守派官僚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刘禹锡的人生遭际也应验了上述古语。一时间，刘禹锡从政治巅峰跌入人生低谷，从繁华京师贬往边远小州，开始了“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的贬谪生涯。但是他的贬谪不是一般的犯罪以后的贬降，有着特殊的政治背景。他的贬谪是忠于顺宗而不容于宪宗的结果，是封建政治特有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结果。因此他坚持自己无罪，也从不违心地认错。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改革志向，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为国者思，为民者谋，不向权贵和邪恶势力低头。即使在贬谪期间，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和国家统一，“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刘氏集略说》）他利用与诗友及地方官吏互相通讯、唱和的机会，对坚持改革、革除弊政继续进行艰辛的思考、辨析、探索与阐发。关于这点，刘梦初君在《刘禹锡朗州诗文研究》一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证据进行系统地考证，他写道：关于农民问题，刘禹锡主张养民致力，厚民之生，轻徭薄赋，宽猛迭用；关于商贾问题，刘禹锡主张抑商重农，固本培根，打击奸巧；关于藩镇权宦问题，刘禹锡主张强加抑制，“诛锄豪右”，而不能一味优宠笼络，放任妄为；关于用人问题，刘禹锡主张任用“简廉奉法”、“明道笃行”的才能之士；关于法制问题，刘禹锡主张以诚信为先，以利民为本，以监督为辅。他以诗文为武器、终身实践着他“致君及物”最高的政治理想，希图辅佐明君，治理国家、关心民生、泽被百姓。他写诗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言之无物”，为写诗而写诗；更不是作秀、炫耀。他的诗都是“指事成歌诗”，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和针对性；他写诗，往往都是有感而发，一首诗就是一篇时事述评或战斗檄文。白居易曾形象地描绘为：“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他的《养鸷词》、《武夫词》、《聚蚊谣》、《百舌吟》、《飞鸢操》以及两首玄都观诗即为明证，充分体现了他嫉恶刺邪、坚持抗争的战斗精神。他以诗言志：“莫造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九首》）；“马思边草卷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始闻秋风》）；“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学阮公体三首》）；“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始终保持着积极进取的锐气和坚贞不渝的志节。“他怨愤而不沉论，亢奋而不狂躁，执着而不拘泥，洒脱而不放浪，既能坚持理想、不改初志，又能通脱达观，与时进退；既能保持进取的锐气，又保持着开朗、豁达的心态；既不哀伤沉论，也不高蹈出世，人生态度坚定而少偏执……他能洞悉现实人生的苦难，又能直面现实人生的惨痛。……尽管他从小就体弱多病，贬谪中又经历了丧妻逝母之痛，但他却活到了年逾古稀的七十一岁”（刘梦初《刘禹锡朗州诗文研究》第二五三页）。他是时代的强者，生活的强者，真正的大赢家。他无愧一代“诗豪”之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