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湖湘诗歌系年辨正二十则

 ♦  肖献军

    目前学术界对刘禹锡诗歌系年研究较多，研究著作先后有卞孝萱的《刘禹锡年谱》（下称《年谱》）、瞿蜕园的《刘禹锡集笺证》（下称《笺证》）、蒋维崧等的《刘禹锡诗集编年笺注》（下称《笺注》）、陶敏等的《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下称《校注》）等，另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下称《编年》）对较多刘禹锡诗进行了系年，还有不少论文也对刘禹锡部分诗篇系年进行了补正。虽然这些研究对刘禹锡诗歌系年大体取得了一致，但因刘禹锡一生中曾七次经历湖湘地区，故其部分湖湘诗系年存在较大分歧，本文选择其中系年分歧较大的诗歌，结合刘禹锡的有关史料及其交往情况，逐一进行辨正，并重新系年：

    1.《君山怀古》：《年谱》作元和元年，《笺注》、《校注》作永贞元年，《笺证》作“作于赴连州途中”。在《刘禹锡集》（下称《刘集》）中，此诗前有《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表明已在连州，因此此诗似不可能作于赴连州途中。如作于由连州刺史返京途中，诗中不应“千载威灵尽”之句，诗人不可能在回归途中就开始讽刺当政者，且回归至衡阳时已到了春天，与此诗在季节上不合。而此诗后二首为《秋江晚泊》、《步出武陵东亭临江寓望》，分别作于赴朗州途中和朗州司马任上，从诗编次看，诗当作于贬朗州司马途中，其途经路线为，由长江入洞庭，再经沅水，最后到朗州。诗中讽刺之意与此时情形合，而“赭山寒水中”则表明是在冬季或者早春，与贬朗州司马时间相合，因此，此诗系年当在永贞元年冬或元和元年早春。

    2.《闻道士弹思归引》：《笺证》作元和三年，《笺注》作元和十二年，《校注》作元和二年。诗中有“越声长苦已三年”，《伤独孤舍人并引》中说：“及余谪武陵，九年间，……元和十年春，余祗召抵京师。”可见，刘自算谪居武陵是从元和元年始，而非永贞元年，因刘至贬所时已到了元和元年，因此，诗当作于元和三年。另连州虽是下州，但元和人口达十四万三千五百三十三，刺史职官为正四品下，而其贬朗州司马时，官职是从六品下。因而虽是远州，诗人不得以“逐客”自称，故此诗非作于元和十二年连州刺史任上。《刘集》中此诗后有《喜康将军见访》诗，此诗作于朗州司马任上，又《赴连山途次德宗山陵寄张员外》编次在《闻道士弹思归引》后三首，是贬连州途中作，均可证《闻道士弹思归引》当作于朗州司马任上，而非连州刺史任上。诗中所谓“越声长苦”乃是泛指，不可拘泥于字面意义。

    3.《奉和淮南李相公早秋即事寄成都李相公》：《年谱》、《编年》均作元和四年，《笺证》作元和四至六年，《校注》、《笺注》作元和四或五年。据《旧唐书》载，李吉甫任淮南节度使在元和三年九月至六年正月间，李诗中有“早秋”，因此不可能作于元和三年，六年秋已离开淮南，诗当作于元和四年秋或元和五年秋。

    4.《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笺证》作元和三至六年，《年谱》、《笺注》作于元和三年，《校注》和《编年》作元和五年。《旧唐书·白居易传》：“（元和）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学士……六年四月，丁母陈夫人之丧，退居下邽。”《年谱》以“琪树春朝风正吹”当为三年春作，实误，“玉琴清夜人不语，琪树春朝风正吹。郢人斤斲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是从风格和形式上评白诗，不可拘泥于“春朝”二字。刘白之间，前不见有交往，直至长庆二年始交，《校注》以元稹元和五年贬江陵为刘白之交中介，而断此诗于五年作，或是，然非确证。

    5.《泰娘歌并引》：《年谱》、《笺证》、《笺注》作朗州司马任上，《编年》作元和六年左右，《校注》作元和八年左右。引言“久之，为蕲州刺史张愻所得。其后愻坐事，谪居武陵郡。愻卒，泰娘无所归”，又《册府元龟》载，“（张愻）元和五年贬为朗州长史”，然愻卒之年无可考，《编年》作元和六年左右，《校注》作八年左右，均无确证，此诗当作于元和五年至九年间，刘禹锡在朗州司马任上。

    6.《和董庶中古散调词赠尹果毅》：《年谱》、《笺注》作元和六年，《校注》作约元和四年，然皆不知所据。又依《刘集》编次，此诗前三首有《武陵观火诗》，又《湖南通志》载元和二年武陵大火，而董元和六年已至江陵，七年卒，则此诗当作于元和二年至六年间。

    7.《览董评事思归之什因以诗赠》：《年谱》、《笺注》作元和六年，然董六年秋已至江陵，《校注》作元和四年或五年当是。又董似感知其在生之年不久，故思归，才有归江陵行动，故此诗作于元和五年秋的可能性比作于元和四年秋要大。

    8.《酬窦员外旬休早凉见示诗》：《年谱》、《笺注》作元和八年，《校注》作元和九年。窦群在元和八年前曾任膳部员外郎，但其官至御使中丞，因此，刘诗文中多称窦中丞；窦常在朗州任前曾为水部员外郎，此窦员外指窦常无疑。题中又有“旬休”一词，窦群不曾于朗州做官，亦为“酬窦员”指窦常之一证。此诗前为《酬窦员外郡斋宴客，偶命柘枝因见寄，兼呈张十一院长元九侍御》，作于元和八年，则此诗当作于元和八年秋可能要大些，然非确证。

    9.《赠元九侍御文石枕以诗奖之》：《笺证》作元和五至九年，《年谱》作元和八年，《笺注》作元和五年，《校注》作元和五年或稍后。此诗与《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当作于同一时期。诗中有句“初开郢客缄封后”，当作于元稹贬江陵时期，元稹贬江陵在元和五至九年，此诗有中又有“想见巴山冰雪来”，元稹元和九年春已离开江陵，显然不可能作于元和九年。又元稹有和诗《刘二十八以文石枕见赠，仍题绝句，以将厚意，因持壁州鞭醉谢，兼广为四韵》中有“用长时节君须策，泥醉风云我要眠”，元稹五年四月至江陵，刘亦断无在元到贬所就“奖之”之理。故不可能作于元和五年。元诗中又有“张骞却上知何日，随会归期在此年。”当已预知自己快要回归，因而，此诗作于元和七年冬至元和八年春的可能性要大些，但非确证。卞谱《刘二十八以文石枕见赠，仍题绝句，以将厚意，因持壁州鞭醉谢，兼广为四韵》断为元和六年，而《赠元九侍御文石枕以诗奖之》、《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为元和八年，显误。又《笺注》以为奖元稹与宦官争厅事，然此事已由皇帝亲断，刘禹锡在朗州司马任上不可能逆帝意而行，故不大可能是写此事。

    10.《酬元九院长自江陵见寄》：《年谱》、《笺注》作元和八年，《笺证》和《校注》作元和五年或稍后。“无事寻花至仙境，等闲载树比封君。金门通籍真多士，黄纸除书每日闻。”显然是激愤之语，诗中对新贵进行了强烈讽刺，元稹元和五年贬江陵在春末夏秋，从此诗看，当作于春季，因而作于元和六年可能性要大些，但非确证。

    11.《送湘阳熊判官孺登府罢归钟陵，因寄呈江西裴中丞二十三兄》：《年谱》、《笺注》作元和九年夏，《校注》作元和八年夏。裴堪元和七年十一月为江西观察使，诗中又有“前年初缺守”指元和七年十一月，江西观察使崔芃卒。“前年”有“去年”或“去年的前一年”双重意思，此诗中有“迎风奸吏免，先令疲人喜。何武劾腐儒，陈蕃礼高士”，谈及裴在江西任上的政绩，八年夏，裴刚上任不久，似不可能有如此大的政绩。因此，“前年”在此诗中当指“去年的前一年”，此诗作于元和九年无疑，《校注》为非。

    12．《武陵观火诗》：《笺注》作朗州司马任上，《笺证》作元和八九年间。《笺证》依据是《武陵北亭记》有“表火道”一词，但这只是预防火灾，况此文中还有预防水灾措施，因此不能作为证据。《校注》作元和二年，依据是清修《湖南通志》载：“元和二年丁亥……武陵火。”但不知此条所本者何，又元和三年朗州发生旱灾，发生大火的可能性也大，故此诗当作于元和二年或三年。

    13．《桃源行》：《年谱》作朗州司马间，《笺注》、《笺证》、《校注》作贞元中。《八月十五日夜桃源玩月》后附注：“叔父元和中征昔事为《桃源行》，后贬官武陵，复为《玩月作》，并题于观壁。”刘禹锡贬官为朗州司马在永贞元年冬，则“叔父元和中征昔事为《桃源行》”中“元和”显然是误记。又从正史看，刘禹锡永贞年间忙于革新，没有朗州之行的机会，因而诗不可能作于永贞年间，只能作于贞元年间。

    14.《洞庭秋月行》：《年谱》、《校注》作朗州司马期间，《笺证》为不确定，《笺校》作贬朗州途中，又杨罗生系之于长庆四年。《历阳书事七十韵》引中有“长庆四年八月，余自夔州转历阳。浮岷山，观洞庭，历夏口，涉浔阳而东”，《洞庭秋月行》时间与文风与此时相合，但引文中是“观洞庭”，长庆四年刘禹锡由夔州转历阳，应是沿长江而下，没有理由从三江口转入洞庭湖中，所以他没有用“历洞庭，观夏口”，“观”与“历”是存在一定区别的，此处“观”实是“观望”之意，即经过三江口时，观望洞庭湖，而非“观光”之意。《刘集》另有《望洞庭》一诗，作于长庆四年，也可证此次刘禹锡并没有经历洞庭湖。而《洞庭秋月行》诗中“岳阳楼头暮角绝，荡漾已过君山东”，表明诗人已进入洞庭湖中。而在刘其它几次经历洞庭时，时间与此诗不合：贬朗州司马过洞庭时在冬春之季，回归时过洞庭在冬春之季；元和十年赴连州时在春夏之季，而回归时则在元和十五年春。又此诗在《全唐诗》中位于《桃源行》之后，则此诗当作于贞元年间，诗风也与《桃源行》一致。

    15.《送僧仲剬东游兼寄呈灵澈上人》： 《年谱》和《编年》都作朗州司马任上，《笺注》作元和六年前，《笺证》作元和六至七年，《校注》作元和十年。此诗从《刘集》编次看，前后诗都是朗州司马任上作，似乎《笺证》断为元和六至七年为是。但诗中“忽忆遗民社中客，为我衡阳驻飞锡”，显然仲剬与禹锡会于衡阳，而非《笺证》中所解。诗中另有“闲来共蜡登山屐”，也可证二人相会。依唐例，贬官到贬所后不能随意往它州，衡阳与朗州相距数百里，刘不可能从贬所前往送行。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载，灵澈元和十一年卒，则此诗当作于元和十年刘禹锡赴连州过衡阳时。

    16.《八月十五日夜桃源玩月》：《笺证》、《年谱》均作朗州司马任上作，《笺注》作朗州司马早期，《校注》作元和二年。此诗后附刘蔇题记：“尔来星纪再周，既牵故此郡，仰见文字暗缺，伏虑他年转将尘没，故镌在贞石，以期不朽。太和四年，蔇谨记。” “星纪再周”，每周为十二年，再周为二十四年，如此推算，《八月十五日夜桃源玩月》当作于元和二年。

    17.《重至衡阳伤柳仪曹》：《编年》、《校注》作元和十五年，《年谱》、《笺注》作元和十四年。该诗前引言：“元和乙未岁，与故人柳子厚临湘水为别。……后五年，余从故道出桂岭，至前别处，而君没于南中，因赋诗以投吊。”“元和乙未”是指元和十年，刘禹锡赴连州过衡阳与柳宗元相遇，作下诗《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重答柳柳州》、《答柳子厚》等诗。然此次至衡阳时，已是岁末，而时隔五年，正好是元和十五年春，与此诗中“千里江蓠春”相合，《年谱》、《笺注》作元和十四年是只注意至了刘禹锡元和十四年十一月自连州北归，没注意到至衡阳时已是春天。

    18.《望洞庭》：《笺注》、《编年》、《校注》作长庆四年，《年谱》作朗州司马任上，《笺证》系年不确定。据14则考，长庆四年，刘禹锡并未过洞庭，只是经过三江口，《望洞庭》中“望”正可证明刘未进入洞庭湖中。且诗中有“遥望洞庭山水翠”表明是从较远处看，因而此诗作于长庆四年可能性最大。且在《刘集》中，此诗后两诗为《鱼腹江中》和《历阳书事七十韵》，也可证此诗作于长庆四年。此诗在季节上也与历阳之行相合。又因刘禹锡其它几次都是“历洞庭”，应不存在“遥望”，故可断此诗作于长庆四年。

    19.《阿娇怨》：《笺注》作元和元年朗州司马任上，《校注》未系年。《笺证》作元和十五年。《笺证》以为讽穆宗即位之初沉于游宴，实误解诗意，从诗“望见葳蕤与翠华，试开金屋扫庭花。须臾宫女传来信，言幸平阳公主家”看，此诗当作于元和十年或稍后，刘禹锡由贬所返京，本希望能够一展自己身手，然而竟出为远州刺史，心中巨大希望落空，于是心中生怨恨而作《阿娇怨》。《笺注》作元和元年也不准确，从诗意看，帝王并没有改变，如作于元和元年，则与诗中所用典故不合。又此诗《笺注》作刘禹锡湖湘诗，但此诗创作地点不能确定，估系于此。

    20.《鶗鴂吟》、《萋兮吟》、《聚蚊谣》、《百舌吟》、《飞鸢操》、《秋萤引》、《白鹰》：《年谱》疑上数诗作于朗州司马任上，《笺注》系于朗州司马任上，《校注》则系于贬朗州前。刘擅长讽刺，从玄都观观桃花事件可以看出，然刘之贬朗州，情势十分危急，甚至有性命之虞，以上数诗讽刺意味太强，断无作于初贬朗州之时，观刘初贬朗州时诗，多悲愤之作，凡有讽刺皆隐晦，而贬朗州数年之后，又曾怀有强烈回归意愿，曾作语“莫道恩情无重来，人间荣谢递相催。当时初入君怀袖，岂念寒炉有死灰”。且刘之贬朗州，宪宗有“纵逢天赦，不在量移之列”之语，如再加以强烈讽刺，则断无回归之理。因此，此数诗当作于永贞年间，由于革新触动不少人利益，因而引起不少人议论、中伤，由于刘仍得势，故得作诗以强讽之，从此数诗也可见革新过程中所遇阻力之大。此数诗实非刘禹锡湖湘诗歌，然《年谱》、《笺注》作朗州诗或疑作朗州诗，故置于此文中以辨之。

    总的看来，虽然刘禹锡经历湖湘地区次数较多，并有较长时期贬谪于朗州，但如果联系《刘集》中的其它作品，并对他当时交游情况进行考察，结合以上诗歌在《刘集》和《全唐诗》中的编次，我们还是能够大致确定它们的创作年限的。